《唐宋八大家文学课》黄儋唐宋八家文学，问你平生黄州惠州惠丰儋州成就

李思达在《唐宋八大家文学课》这本书中关于“苏轼”的部分介绍道：苏轼酷爱夜游，在黄州有两次赤壁夜游，而到了江西又同儿子一起乘月色泛舟夜游石钟山写下《石钟山记》。此时的苏轼已经摆脱了黄州时的迷茫和痛苦，昔日文章中的道家意境早已消散，取而代之又是儒家“格物致知”之意了。

绍圣四年(1097)，朝廷对元祐党人再度进行了整肃，贬于内地的被统统发配到了岭南，而早在岭南的苏轼也就只能漂洋过海，责授琼州昌化军安置。

如此巨大的人生打击，不可能不触及苏轼的人生观。他渡大庾岭“鬼门关”时，思想发生了巨变：“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过大庾岭》)。正是在惠州、儋州六年的流放，苏轼埋葬了过去的垢污，真正以“游于自然”“忘情物我”的态度新生，此等精神境界，可以说是佛家的“心无挂碍”，也可以说是道家的“轻去就脱生死"，还可以说是儒家“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真正从痛苦中脱胎换骨，融释儒道为一体的苏轼，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而他此时期所写的各类小品文，往往都是寥寥几句，就能让人咀嚼再三，感悟良多。贬居惠州时，苏轼曾信步出游松风亭，有所感悟，顺手写下了113字的《记游松风亭》。挂钩之鱼乃苏轼最喜譬喻之一，从小到大每当焦虑之时他便会想到此语。

然而到了今天，他已找出降服自己心中焦虑的良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人生宛如负重远行，功名利禄犹如远处的亭台楼阁，若是一味盯着此处焦虑“如何得到”，那便是“进则死敌，退则死法”的绝境，换个活法。元符二年(1099)，苏轼已经被贬到海南，上元夜再度夜游，成就一篇短小隽永的《书上元夜游》。苏轼依然获得了“放杖而笑”的快乐。这种快乐既非《超然台记》的故作欢乐，亦非《前赤壁赋》中借助无穷无尽的江月寄托之乐，乃发自内心的恬然之乐。此时，就连上钩之鱼也变得无所谓。

对苏轼来说，人生在于体验，逆境也好，顺境也好，只要内心安乐，何处都可以是自己的理想乡。此番豁达心态更体现在他的《试笔自书》中。建中靖国元年(1101)，在被流放烟瘴岭南七年之后，苏轼终于获得赦免。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依旧步履匆匆，一路沿江西入赣水，越鄱阳湖而入长江，顺流而下东行至金陵(今江苏南京)、金山，抵达了生命的终焉之地，他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常州。

一路北上，已经是六十六岁老人的苏轼陆续听到了各种消息：章惇被贬岭南雷州(今广东雷州)；元祐年间的同侪也多半死于贬所，其中就包括“苏门四学士”中同他感情最深厚、思想最契合的秦观。时至今日，只剩风烛残年的他侥幸生还，那些热腾腾的事业、闹哄哄的争论，正如一场梦幻泡影。途经镇江金山时，苏轼写下一首绝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千年以后，变法党争已只是印在历史书上的一段前尘往事。而苏轼这位智者在黄州、惠州、儋州写下的文章，却超越了时间，如江水与皓月般永被传颂，鲜活地存在于孩子们的诵读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