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爷》的时代》汪曾祺与欧阳若曦：小说大师的世界

压抑

众所周知，鲁迅与森鸥外是为中日文坛两大文豪亦都为各国文学走入近代关键人物，但今天不是谈他二老的文学作品，而是聊聊在巨大变革下的性压抑。

鲁迅写到由文学革命（新）至社会革新，进而撼动国民性。日本可能与之相反，先完成了政治的变迁，自上而下。中国自然是以新文化运动，日本则是明治维新。其二人都处于20世纪初的巨大变动中，在深深浸润过古老文化后都对于西方文明采取了有所保留的态度。如鲁迅在前期杂文中反复提到的屹立在中央公园的“公理战胜”碑，鸥外则是对于西方文明采取“和魂洋才”的实用主义，在鹿鸣馆时代几乎全盘西化的时代是一缕幽幽的杂音。

两人同生东亚，虽然是否普遍是为另说，在性方面就已是背负了几千年深重的压力，为礼教所束缚。鲁迅是不得不在母亲强迫下娶下朱安，鸥外则是不得不放弃“爱丽丝”。1906年鲁迅与朱安完婚后即刻返回日本，此后一直与朱安保持距离，由于两人精神世界的巨大差距造成了朱安此后几十年乃至去世的“祥林嫂”气质，在处理鲁迅遗书方面，甚至发出了“我也是鲁迅的遗物啊！”的呐喊。

随着西风东渐声光电袭来的新风，这风吹醒了以鲁迅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却也略过了许多人，如果说鲁迅与朱安的悲剧是封建礼教吃人的体现，悲剧是由有人觉醒而有人未醒而起，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国家已经落后在了一群人身后。

鸥外的则是鸥外自己的抉择，在恋人与国家之间其选择了后者，鸥外的升迁道路是一片光明的，但如果有了作为鸥外太太的“爱丽丝”存在，这条路大抵也会变得崎岖了吧。鸥外虽然在对于外国文化技术方面与胡适不太相同，但在对于知识分子的自我担当的认知方面确实很相似的，有一种舍我其谁的精英气质，胡适不讳言要做“学霸、国师”，而鸥外所说“日本はまだ普請中だ”，谁来做这个新日本的精神建设者就不说自明了。鸥外与“爱丽丝”的爱情即满足自由恋爱的爱情条件，也在心理上满足了日本这个角色在世界地位上的转变，维新后快速发展正是在寻求这转变。而在在德国的东亚留学生（拯救）救助了失落的德意志少女不正是这转变的投射嘛。

看秋之舞妓这本时热泪盈眶，为时代而叹息，不知道成为军医监的鸥外坐在观潮楼的窗边是否会后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