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香港》"香港的情缘"

一部理想的文学研究典范，黄心村读张极熟，到信手拈来的程度，几乎可与张爱玲读《红楼梦》相比拟。所以可惜在没有脚注，不过幸运的是详细列了参考书目待查，否则不知有多少揭示出的线索就此被遗漏。多年前曾读黄解《红楼梦魘》一文，真是惊为天人，那种细腻体贴，是多少文学研究者向往又可望不可及的灵气。甚至比读她精心结撰的《乱世书写》要更动人。阅读《乱》时对她使用的概念"阈限"（liminality）尤为印象深刻，一看就是从文本里读出来的，又结合了理论的提炼，不过终显高蹈了些，到三十年后黄"再详"张爱玲时，这个"阈限"显然脱胎换骨，具有了更为深刻更具历史感的支撑，也更有了世界文学的启示意义。某种意义上，黄的写作也是如《红楼梦魘》一般，曲折往复，在时空中完善了自身。

祖师奶奶理论高超，文字密不透风，滴水不漏，因此以张解张，是"张学"研究者不自主陷入的困境。沉在山障中，找不见张爱玲的参照系。另一批学者则大刀阔斧地冲向这位顽固的"个人主义者"，五四文学沦陷文学通俗文学城市文学女性文学探照灯晃得人眼迷离扑朔，却只印证出张爱玲的不可归纳性，促其愈加"神化"而已。本书找到的"香港"，确实是为张爱玲建立参照系的关键。其因有二：

一是1930-1940年代的香港殖民地阅读与教学文化，塑造了好学生张爱玲的知识系谱，因此本书中无论是许地山所代表的香港语境下的"中国文学"位置，还是Benson代表的middlebrow culture英语文学系谱，还是佛朗士所代表的转型期中的汉学视域，都是极为实际的线索，开启了定位张爱玲的可能性。

二是，或许更为关键的是，如果说每位作家都有一生不断反顾的具体时段与事物，张爱玲的"晚期书写"似乎证明了香港时期是她无法割舍的所在。这并不如一般学者所轻易定论，是张爱玲移民后无事可写，而恰恰是这一时段作家记忆最深，用力最深，因而可不断反思开掘的现实证明。黄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幽微心曲，抓住了张爱玲凡三次到港的叙述，结合《书信集》新史料，勾勒出一个完整的爱玲形象，令人信服。

与《乱》相比，《缘》这本书更关注张爱玲的散文。关注"散文的张爱玲"，是黄这部书别具只眼的所在。《烬余录》《更衣记》这些经典散文作品外，还有《异乡记》《重访边城》甚至《谈音乐》《谈吃与画饼充饥》与张爱玲的信简，是真正照亮了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形象，也正是研究者自身成熟度的证明。能从散文这种最不"形式化"的文体中读到作者"形式"的意味，是研究者的高明和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