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万年的人类历史中,有95%的时间,人类都是以狩猎采集者的身份生活。他们的饮食包括水果、蔬菜、坚果、昆虫、鱼和一些野味。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让人们误以为我们的祖先和类似他们生活方式的狩猎采集者,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维持生存的活动中。然而现代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生理学家通过研究发现,早期人类并不总是在饥饿的边缘生活。尽管他们的工具简陋,但他们的饮食情况还不错。马歇尔·萨林斯的《石器时代经济学》证明了早期人类所处的是一个物资丰盈的社会。考古证据表明,当食物资源稀缺时,人们会与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确保获取足够的食物。相反,当食物资源丰富时,早期人类会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短暂的社会形态。当古人们发现有丰富的资源时,他们通常会用来举办大型聚会,这是氏族公有制社会长期存在的重要方式。
对人类来说,食物不再只是维持生存的生理需求,它开始具有塑造社会的功能。从氏族公社到现在,食物一直是一个符号的社会实践。祭祀和阶级化出现前后的食物分配制度共同塑造了最初的族群认同和组织结构。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食物成为了阶级品味和社会文化的象征。世界各地的酒桌文化以食物为中心展开一整套礼仪,代表了不同文明间的宇宙观。在《无尽的盛宴:饮宴人类学与考古学》一书中,作者结合宴饮的社会功能和文化象征,梳理了世界各地的宴饮史。权力关系与宴饮的紧密联系展示了身份认同和文化核心在宴会中得到体现。因此,作者认为融入和理解一个社会的最佳方式就是出席一次宴会。只要人类文明存在,基于权力关系的阶级身份社会仍然是不变的模式,宴饮只从功能主义或文化史的角度理解宴饮是保守的。宴饮带来的功能只是维护现有模式的工具。宴会的座次、物质器具的差异、宴会交际礼仪的繁复甚至是宴会的身份排除性都可能引发人际关系和阶级差异。宴会参与者的改变往往只是底层社会权力关系倒置,这在哲学上没有任何意义。对宴会参与者而言,身份所带来的“特权”只是一时的幻象。因此,《无尽的盛宴》只从功能主义或文化史的角度无法真正实现“无尽”的范畴。真正让宴饮具备无尽特性的是个体的渴望,只有从个体的渴望角度出发,才能找到实现“无尽”的超验理由。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兴起,物质的中介作用和符号特性被深刻揭示出来。传统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所构建的稳定人类主体开始崩塌。福柯强调的“人之死”意味着符号构建的无意识使人彻底成为权力的操作对象。当我们将视角放在广阔的文化和物质生活中,整体视角更能揭示人的“无能为力”。作者在书中论述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一书时指出,“传统”不是永恒的客观真理,而是特定时空下的文化构建和诠释。宴饮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人在诠释下的塑造物,这种诠释绝对主义带来了人潜能的有限性。亚里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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