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许知远,喜欢他对当代精神困境总能发出掷地有声地质问。
即使是采访领域名流,总是夹带私货探究内心深处无法解释的郁闷。
他自由地行走在世界各地,却又像无处可去。
我共鸣与许知远的哀怨与疑惑,人们在物质丰沛的世界里却经常丢了灵魂的配件。
互联网帝国一夜之间加速世界的前进速度,所有人在忙着探索新技术、新世界,乐此不疲,知识在爆炸,人心愈发空虚。
这个世界是全新的,无法复制前人智慧。
于是,许知远开始写梁启超的传记,书写即疗愈,尤其是传记的方式,借鉴客观资料与主观推测去理解一个伟大的人,尽管带着当代意识,却以更广阔的视角去还原当时的情景。
他说梁启超传记原本三本,现在分为五册,看来沉浸于历史中体察社会的波澜壮阔是有益而愉悦的。
许知远刚刚出版的梁启超传记第二部命名为《亡命者》,“亡命者”是日本把这些逃亡到此处的中国维新者的官方称呼,时间跨度为1898—1903年。
康有为和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失败后,逃亡到日本,短发洋服,以全新的面貌去挑战另一种变革。活跃在日本的各个城市之间东京、横滨、箱根、热海,异乡寻求着政府支持,以备重燃华人崛起之火。
许知远搜集了大量日本政府内部记录,去寻找亡命者的足迹,以及当时日媒涉及中国政治的文章评论。
日本舆论对中国改革的前景并不看好,大清内政混乱不堪,维新者远洋调度,如坐跷跷板两端,远水接不了近渴,没人能赢带着中国走出困境。
此时日本维新运动已过去三十年,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更客观的指出中国难以复制日本维新过程,如象不能学狗的灵活多变。
这些扑面而来的海外历史资料,以大洋彼岸旁观者的视角分析着清末政变及改革前景,还原一个历史侧面,多了一份参考系数。
不仅日媒,加媒、英媒对中国的局势分析也展示了环球视野,他们对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维新失败,做出了客观的指正:忠君爱国,但改革毫无章法,急躁适得其反。
许知远在自序中引用了一位历史学家的话:“历史真正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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