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三个字,对我来说是一个神奇的存在。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被他深深打动一次。最近的两次打动分别是:一次是重新阅读《恰同学少年》,在书中看到毛和他的同学们集体背诵《少年中国说》,他们背得我热血沸腾。我还找到了《少年中国说》的原文,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大声地朗读了两三遍。另一次是重新阅读《新闻事业史》,看到梁启超在《时务报》的创刊号上把报纸比作喉舌、比作耳目,我觉得梁启超在那个时代能有那样的见识真是了不起。徐知远先生的《梁启超亡命》一书更让我对梁启超的观感达到巅峰。这本书是徐先生的梁启超系列中的一部分,涵盖了1898~1903年这五年。这五年是梁先生在海外流亡的时光,是相对来说不太为人熟知的五年,但也是梁先生思想体系重新形成的五年。徐先生将梁先生这段时间单独编写成了一本书,真是独具匠心。通过这本书,我们能够看到维新时代之后的梁启超,看到一个走出国门接受新思想却又无法完全摆脱旧束缚的矛盾人。每次看到梁启超贪婪地吸收新思想,我都感到非常庆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流亡岁月打开了他的视野,让他看到了世界上还有许多新思想。他迫不及待地想将这些东西应用到自己身上,甚至为了更快地传播这些思想,他会毫不犹豫地照搬。日本学者德富苏峰成为潜在的学习对象,他的《将来之日本》直接启发了梁启超写作《少年中国说》。本书中写到的五年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段是梁启超在太平洋船上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总结和思考。用徐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茫茫太平洋上,适于回顾往事,思考未来。”梁启超努力地跳出自己身份的小圈子,接触更广阔的世界,他想变成一个与世界接轨的人,变成一个全球公民。可惜的是,过去的日子仍然束缚着梁启超。维新曾经意味着超越时代,然而在这个时候,那些曾经参与维新的人,领导者康有为的带领下,不仅没有走在时代的前沿,反而成为时代的拖累。维新变成了保皇。梁启超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方的落后,他也接受了孙中山的新思想,但师徒之情让梁启超成为了反方向的拥护者而不是新思想的助手或者引领者。这是我每次看到都觉得痛心的地方。有时候会不禁想,如果那个时候,梁启超坚定地转投孙文阵营,两个人共同宣传和鼓舞,世界会变成怎样的模样呢?可惜的是,现实中没有“如果”。这本书的写作角度非常独特,作者将梁启超生活的时代看作一个平行的时空,这么做让作者能够身临其境,深入细致地揣摩梁启超的每一举每一言每一行。作者仿佛悄悄地登上了梁启超的船,然后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身临其境、沉浸式的直播,让我们也能与梁启超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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