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探路之役

如果说筚路维艰回顾的是社会主义道路的五次选择，那么探路之役则是探讨在道路确定之后，接下来该如何走才能走得平稳、如何走的长远又能保持初心。

这一阶段有确认松绑与开放后的波澜壮阔与一往无前，也有面临突破抉择时的踌躇不决和纠结徘徊。1949-1978年这一阶段为该时期试了错，亦做了铺垫和准备。

在起步阶段的经济基础够贫瘠、从没有被国家完全包下来的庞大农民阶层足够坚韧又勤勉；同时，计划体制够粗糙，分权的地方政府释放了充分的改革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它调整了权力结构，为改革准备了一批锐意进取、奋力实践的干部；它带来一场思想解放，给了一个更为开放包容的言论环境，让分歧和争论也能酣畅淋漓。这看起来像是准备的恰到好处的天时地利，但更多是无数次试探碰撞后带着鲜血和疤痕的最后结果。

另外，局部实验、双轨过渡的渐进式路径，消解了利益分配与权衡中的阻力和冲突，平衡了政党与民众既求稳又求变的双重诉求。

进一步的，从农村到城镇的递进式松绑，并非完全都是来自“边缘力量”的自发推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让我们看到市场机制开疆拓域的强大生命力，但是，市场每一步试探与开拓的背后，都有地方政府默许的放权、扶持和政策保障。诚然，地方官有升迁的竞争动机，但也承担了悖逆传统政策的政治风险，这一点是改革者与担当者的宝贵精神遗产。

最后，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一次称得上转折性的改革，重要的不能仅是目标、手段和措施，而是意识形态的革命，在这场是计划还是市场、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中，有一个足够宽松自由的言论环境，有一批汇集老中青、能上达高层又能调研基层的经济学者，还有既能权衡协调又有高瞻魄力的政党班子，因为有这些，才能在这场大辩论中充分解构矛盾与风险，排除理论上的分歧、盲目与疑虑，摆脱思想包袱以便更好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