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察举制度变迁史摘要

伴随军功受益阶层的退出、儒生参政带来的以德取人因素，察举制在文帝到武帝之间渐次形成。四科，由丞相辟召府属的标准，影响到了察举标准。顺帝时，出现孝廉四科（明经、明法、德行、政略），分别对应儒生、文吏两个群体。光武帝时，察举开始授试以职。东汉察举是故被称为举吏（由吏而举）、察授（授职而察）。都举自在职官吏，四科遂日益接近。加上以能取人因素的强化，儒生、文吏愈发合二为一成儒法吏。察举制兴盛后，加速了任子为郎、起家内侍的低落。

顺帝阳嘉元年十一月辛卯，建立察举的经术、笺奏考试制度。以文取人出现。以文取人强化后，孝廉一科渐失设科之本意，以至于设至孝科重申以德取人。

汉末，选官腐败，以名取人倾向，损害了官僚行政体制的选官实施。东汉以来，官位、族姓与文化日益紧密地结合，世家受到崇高赞扬，以族取人倾向出现。

曹魏初，使中正考德行、察举试经术、考课考功能。但曹魏后期，权贵高门子弟通过一些五、六品内侍、郎官、东宫官等直接入仕，由此获得了占有要职优位的优越途径。

西晋统一，继承了曹氏统治者抑止浮华、重视事功的传统，重视察举（频繁的特诏察举、秀才对策），使才行功能表现优异之下层士人、蜀吴士人、次流官僚士族子弟、明经术有文采之士人，得以入仕。但随九品中正制与清官入仕迁转之途的兴盛，西晋察举的低落不可避免。州郡各设中正一人，近二百余人，均为士族权贵，分割了相当一部分选官权力，破坏了官僚行政的功绩择优原则。九品中正制是以名取人与以族取人的结合与制度化，最终转为保障士族门阀入仕特权。

东晋察举，不但所举非人，连策试亦荒废已久了。东晋一百年中，士族之由察举入仕者不过一、二十人。

南朝前期，君主复兴察举。由曹魏进入西晋，察举规模指数有明显上升。东晋，察举比例指数便由西晋之1.65骤跌至东晋之0.19，仅及西晋之八、九分之一。刘宋、萧齐，察举指数明显回升，至齐达到了1.02，已回复到了曹魏的水平。至梁、陈这一指数又有下降，但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察举的再次低落。

宋廷规定，孝廉之举重孝行。齐、梁、陈三代，孝廉之记载日益减少。侨姓士族，无一人被孝廉举。此科之地位并不甚高。宋以后，孝廉以经术策试为中心，梁代有纯孝。

宋、齐、梁、陈，秀才大多数都已是出于士族。南朝秀才对策，重视才学文采。

南朝门阀士族开始大量步入察举学校之途。因为南朝寒人掌机要，公然操纵选举高门要求把才能、资历的标准，置于门第之上，不得不接受了皇权所要求的考试入仕方式。南朝名士交会，每以策试争胜为乐事。不过，南朝察举与学校考试入仕之途的复兴，并未能立即为政府提供了具备行政能力之吏员；考试选官，只不过是改变了部分士族的入仕方式。由之入仕之后，他们大抵依然可以饱食终日。

刘宋及以后，察举中居职而举越少，白衣举秀孝者越多。秀才、孝廉普遍为守相刺史无服、与旧君不通议论、不奔吊。

南朝考试程式的严密化、以文取人原则的强化、秀孝与举主关系的疏远、自由投考制度的萌芽，构成了察举、学校制向科举制发展的中间环节。

察举和学校入仕制度的兴衰升降，是皇权兴衰的一把近似的标尺。

孝文帝一朝得举者，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孝文帝察举标准，门、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