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了《道德情操论》后,对苏联的灭亡和现今的许多现象有了新的观点。我认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可以看作是同一本书的上下部。这两本书合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关键词——制约。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资本论》没有完成,也缺少像《道德情操论》这样的“下部”,因为社会主义引发了许多悲剧。亚当·斯密的道德世界起始于“同情心”,而他的经济世界起始于“利己主义”。对许多人来说,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也就形成了所谓的“亚当斯密悖论”。然而,就像人的内心是复杂的矛盾体一样,《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也是同样的情况,只有合在一起看才能更完整地理解。有人认为这两本书是斯密不同时期思想发展的结果,因为《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早17年出版。然而,事实上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上花费的心血超过了《国富论》,对其进行了6次修订,即使在《国富论》出版后,他还对《道德情操论》进行了两次修订,最后一次修订是在他去世前不久完成的。这表明斯密对《道德情操论》的重视程度。在我个人看来,《道德情操论》是斯密思想的起点和终点,《国富论》是中间发展阶段。这两本书共同塑造了斯密想象中的美好社会。斯密设想了一个美好、正义的社会,每个人都具有同情心。然而,斯密发现这样的社会必须建立在物质生活充足的基础上。一个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缺乏道德、同情心、公平和正义,例如在饥荒年代,人们为了一点点粮食会出卖自己的亲人等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斯密设想要建立的美好社会必须建立在丰富的物质生活基础上,而为了实现物质富足,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出现了《国富论》。斯密认为市场可以完成发展的任务,市场应该建立在“利己主义”基础上。我们个人也可以从自身经验来理解,如果不利己,就无法实现发展。然而,我们也不能一味地追求个人利益,从《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来看,我们应该看到一个关键词——制约。过度发展利己的市场法则,甚至取代了社会道德领域的同情心法则,将会严重危害社会,最终导致社会的崩溃,市场也不会幸免。同样地,过度追求利他,社会可能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利己和利他是需要相互制约的,任何一方发展到极致都可能带来毁灭。正义也是一样的,极致的正义也会成为极致的邪恶。当你自认为是最正义的时候,你可能会以“正义”的名义去制裁你所认为的“不正义”。就像智慧悖论一样,当你认为自己是最智慧的时候,自己可能会变得最愚蠢。同样地,当你认为自己是最正义的时候,可能变成最邪恶的存在。因此,只有相互制约,才有可能拥有良好的发展。从这一点来看,苏联的灭亡可能是因为没有能够制约其权力的因素。当苏联无法制约的权力达到顶峰时,当苏联自认为自己就是共产主义的代表时,实际上它已经走上了自我灭亡的道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与当时保持距离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延续了下来。矛盾思想实际上是一个统一体,就像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所说:“一个一流智慧的检验标准是,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但仍然能够采取行动。”首先,斯密以同情心为基础设想了一个美好的道德社会,然而,这样美好的社会无法建立在物质匮乏的社会中。物质匮乏的社会无法拥有道德。因此,需要发展,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利己的效果更为显著,因此发展的基础应该是利己。然而,不能把手段当作目的,利用利己来推动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人人都具有同情心、美好、正义的社会。最终目的不应该只是追求发展或者个人利益。就像我们为了过上美好生活而努力挣钱一样,我们不能陷入为了金钱而追求金钱本身的境地。如果这样,人们很容易被当作工具,而不是被当作自己的同类。这样就会导致肆意压榨和剥削。因此,不能让利己法则过度侵占社会道德领域,否则会导致道德情操的腐败。这也是斯密晚年所担心的。其结果是,强者的罪恶和愚蠢越来越少受到人们的轻视,而无罪者的贫困和软弱反而成为嘲笑的对象。环顾四周,似乎这已经成为我们的“常态”。因此,现今男女对立等问题的本质并不是男权或女权,我认为并不存在真正的男女对立。问题的核心在于同理心,也就是说你是否拥有同情心,能否对同一物种中的个体遭受的痛苦感同身受,是否愿意为了改善同胞的痛苦而采取行动。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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