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大明：现代舛误

柯律格的《大明：明代中国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展示了一种“策展式写作”，以“时间、空间与现代性”、“文字的文化”、“图像、类别与知识”、“娱乐、游戏与纵情声色”等主题划分章节。这种编排尽管跨度过大、材料有时重叠，却能清晰展示特定历史时期在知识体系、感觉结构等维度的共通性。

例如，在“图像、类别与知识”一章，作者将宫廷中分类存储药材的橱柜和社会上流行的各种类书放在一起讨论，跨越了媒介和阶层的界限。再者，在“文字的文化”一章，柯律格选取了仇英的《观榜图卷》探讨官方文书如何成为权力景观，施加潜在的控制力。这种方式使得重要但在传统研究中边缘化的书画作品被重新发现，融入当时的社会语境进行更综合的阐释。

尽管《大明》的写作有别于常规，拓展了明代美术史研究的视野，但作者并未能很好地完成写作的主旨。在导言中，柯律格提到“如果把现代性视为一种起源于西欧以及北美殖民地的单一现象，就需要别有用心地对明代中国视而不见，或者说是以一种特殊方式看待明代中国，把它当作一个巨大的非现代。”显然，柯律格想要清理“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从中国本土经验中梳理出一条另类现代化的线索。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柯律格在后续的论述中似乎将视觉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勃兴与“现代性”的生成等同起来。确实，明代涌现出越来越多精致的文化产品，人们对消费与享乐的兴趣也日益增加，一个更世俗化、更开放的文化共同体正在形成，但这些都与“现代性”相距甚远。相比于受到批评的“西方中心主义”，“另类现代性”的主张更令人怀疑。如果在西方经验之外发现了一种独立的现代性轨迹，很可能只是因为将“现代性”的定义泛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