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国主义的情景结构下,东方学家建构了东方。他们将东方概约为一系列本质特征,并认为与东方有关的一切都与此本质相连。东方被描述为静态、不变的,所有现实中发生的事都可以归结为一种“东方性”的产物。同时,东方学家对东方的阐释也体现了他们心中的西方特质。他们认为使西方高于东方的特质,如现代性、理性和进步性,也在建构东方的同时,构建着自己的身份认同。
东方的构造是高度结构化的,其中看不到具体人的存在。这里的人既有东方人也有西方人,东方人的个体差异被抹杀,他们的一生被认为是由某种抽象的东方心性所导引。东方学家的个人经验也受到这一领域的规则和内在一致性的规范。与范式不同的文本对于接受“东方”概念的人来说,也会以范式的形式呈现。
通过东方学家的努力,东方被东方化了,现实的东方被文本的东方所取代。对于研究领域的东方学而言,东方学家常带有一种“拯救”的姿态。尽管他们承认古代东方文化的辉煌,却认为这一文化已经失落,并且不可能由现代东方人重建。他们认为只能通过利用西方的学科方法和修辞艺术来再现东方文化,这种对东方知识的了解赋予了他们统治东方的合法性。“我们比东方人更了解东方”这一暗含的潜台词展现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西方殖民者对东方的统治反过来又强化了知识领域的权力,西方对东方的控制本身意味着西方可以单方面地表述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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