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如何书写历史》女性撰写史：客厅到书房

窗外的白蜡树长出了许多绿枝桠。伍尔夫在22岁那年，从维多利亚搬到布卢姆斯伯里一个宽敞的房子，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开始。在搬家后的几个月，她在《卫报》和《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发表了文章，并收到了第一份稿费。她激动地写道：“现在我们是自由女性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爱、去生活、去写作。如果把历史比喻成一棵亘古常青的大树，男人和女人就是大树的两个枝桠。女性这颗枝桠逐渐变得坚实、挺拔、繁茂、拥有自己的半边天空。这绝非轻描淡写就可以几笔带过的。这事可以从女人的领地由“客厅”到“书房”的转变谈起。

读这本书的时候，很庆幸，我比这些“伍尔夫们”晚生了百年。以前传统中产阶级家中的布置陈设正是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写照。主妇的领域在客厅，那里随时都可能有人来。而丈夫的书房“却自古以来有着种种禁忌，不容侵入”，他们在这里可以“沉思、学习、明理”。伍尔夫敬重的一位女前辈哈里森写道：“对我来说，不允许我使用书房的房子，算不得家。但我一向知道，我也算不得真正的女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女性对书房的需求。”

伍尔夫在1938年发表的随笔《三个旧金币》中批判维多利亚时期家庭生活“空洞、偏狭、专制、虚伪、道德败坏、充满恶意”，旨在迫使女性屈服顺从于父亲、丈夫的意愿。这种受到压制、令人不堪重负的传统家庭生活，直接导致妇女在公共空间中也受到压迫：“公共社会与家庭内部密切相连……家庭内部的专制与顺从，会带来整个公共社会的专制与顺从。”

女人的“房间”从“客厅”到“书房”。这意味着女性不再是“辅佐男人，愉悦装点男人生活的女人”。二十世纪初，梅克伦堡广场是一个象征“激进”的地址，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曾住过五位“女作家”。她们都很“伍尔夫”，且她们明显有着自己的不同。她们用此生此世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自由”。

H.D. “就像时刻在绳索上行走，让人不由担忧她能否顺利通过”。战争、背叛、生下死亡，严重精神受挫。H.D.寻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帮助。弗洛伊德鼓励她写作，把遭受的痛苦梳理出来。HD在创造方面的天赋被挖掘，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她的充满神秘色彩的经历让我们看到女性的脆弱，更让我们看到女性的宽容、伟大与力量。即便是亦师亦友久赋盛名的弗洛伊德，在当时对女性的评价竟让人如此不适：“女性在创造力方面没有成就，或者不会有太多成就，除非可以从男性同辈或男性同胞身上汲取灵感。”愤慨的H.D.决定向他证明自己的艺术力量正是通过女性的身份得以施展，而不是通过克服女性身份。几经周折，梅克伦堡广场已经成为一个精神避难所。“梅克伦堡广场4号的这处居所对于H.D.有着象征性的重要意义：这是独属于她一个人的写作场所，在当下周遭万物都难以把握的时刻，只有这里恒常不变。只要它还存在，未来就还有希望，她所信奉的价值观就还能具有意义。”

本书五位女性都出生于1882至1893年间，她们用一生的创造、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意味着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没有任何人可以规定她的身份，给她设限。”如今，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书桌前，手边咖啡香气四溢，我们应该感谢、捍卫、女性，如何以自己的力量和特质在这片天空下挥洒更多的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