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写作本身就是高度拣选后的结果,修昔底德所表达的并不是循环史观,而是说“人”。人就是这个样子,不会成为不同性质的另外一个物种。人之为人的那些不变的东西会让过去的事情在未来再次发生,并将人放在与环境的互动之中进行思考。我们会看到人性在各种极端环境下表现出来的力量,其中既有伟大的牺牲,也有卑劣的暴戾。这是人性的复杂,也是人性的限度。
伯罗奔尼撒战争,不是斯巴达或伯罗奔尼撒联盟与雅典的战争,不是城邦与城邦的战争,而是人与人的战争,是一场“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这两拨人的战。这和现代世界对(主权国家)战争的理解不同。
通过阅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张新刚老师的解读,我不仅了解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更多的是理解了人的境况本身。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还要读公元前五世纪的历史书的原因。
那么在修昔底德眼中,这个世界究竟有着怎样的运行原则呢?
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战争的原因是古希腊史家的一个重要关切,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都花费许多精力讨论战争的原因。希罗多德曾在《历史》的开篇直接告诉读者,他所做的探究除了要记载人类的丰功伟业,最重要的就是探究希腊人和异族战争的原因。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整部《历史》都是在交代战争发生的深层逻辑。
希罗多德将希波战争的原因归到波斯大王所依循的扩张习俗之上,即继任大王的薛西斯依循波斯帝国的扩张习俗,哪怕在希腊世界不构成波斯安全威胁的情况下,他仍要寻找借口发动战争。
与希罗多德不同,修昔底德将战争原因放在实力争夺之上,这也是修昔底德在当代国际事务中出现的频率更高的原因。21世纪初以来,“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名词逐渐成为热门词汇,用来解释大国之间必然冲突的规律。虽然修昔底德未必想到自己的名字会在两千多年后被加上“陷阱”二字,但有人认为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中早就看清了人类事务的真相。这一切都来自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的分析:雅典人实力的上升引起拉凯戴孟人的恐惧。
雅典在战争之初就同时面对两个敌人,一个是明显的外敌,伯罗奔尼撒人,另一个是民主帝国自身的紧张关系。在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城邦内外的政治实践,具体来说就是民主和海洋帝国共同塑造着雅典人的秉性和生活方式,这构成了修昔底德对战争解释和评述的重要事件的基本原则,即战争胜败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政体与品性原因。
因此,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之间的分歧被修昔底德非常清晰地阐述出来:斯巴达人纪律严明,强调服从命令,而雅典人带有革命性。当客蒙带着雅典大军来到时,斯巴达人发现无法理解雅典人。在古代世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战争表面上看是两个不同群体的人在斗争,他们穿着不同的衣服,操着不同的语言,但更深层次的是两种生活方式的斗争,这两种生活方式互相不能理解。
雅典和斯巴达虽然都是希腊城邦,但一个是平等的秩序,一个是混合的政体,两种政体下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政治制度不只是外在的制度,它会塑造人的观念,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政治制度带来不同的生活方式。雅典处在平等秩序之下,他们过着斯巴达人无法理解的自由散漫的生活,这让斯巴达人感到困惑。所以斯巴达和雅典第一次公开分歧不是源于他们的利益之争,而是城邦品性的分歧,是生活方式的分歧。
战争是个暴戾的老师,从战争的叙事中看到了不同政体所呈现出的优势和缺陷。正如张新刚老师在序言中所说,“在战争这场大戏中,各类城邦与各色人等轮番登场,在各种极端环境中做出自己的抉择,接受战争这一暴戾的老师的考验,人性和不同政体也展示出不同的品质。修昔底德的著作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就在于其丰富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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