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一点吧。
心头一直有个生活悬疑,来自小时候,村里一个特种兵退伍回来,在露天电影场,被几个人打成植物人,据说为了一个女孩。
我马上9岁,不知道为了女孩是什么意思。随着慢慢长大,我始终忘记不了这个特种兵,以及他植物人的人生该怎样展开。
慢慢的,我开始琢磨这场暗算的犯罪逻辑,真正在心里立项,要写一部罪案小说,已经到了2013年,如今算来,十年萦绕,终成一书。接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去完成。写一场横跨30年的冤案昭雪,派9岁就目击惨剧的李明杰去破案。
这是一场智力和人心的战斗,我就是靠写这个故事,度过了迟迟不开张的业务空窗期,没有虚度感。
然而在疫情接近终点时,父亲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永远留在了2022年。有时候,父亲以他整个人生遭际,暗示过我。我本打算这本书印刷完成后,亲自送到他手里,再带一个放大镜,因为故事里很多场景,是我们一起经历的,比如让人头皮发麻的铁路桥,我们一起走过。
在这部长达近50万字的罪案小说里,我塑造了两个不能让人释怀的父亲,一个是特种兵的父亲,在失去儿子后,老伴悲痛去世,女儿远嫁(近处嫁不出去),他独自一人活着,儿子的那间房一直留着,他是真正的老无所依。
另外一个父亲,是警察李明杰的父亲,他是老山战斗英雄,一个活泛话多的人,从战场回来后,再也难听到他说一句话,虽然做了父亲,却独自在国家安排的工作“守北闸”泵站——住在防洪闸的简陋房间里,与人类保持距离,沉默度日。他给一人粗的抽水管按上护罩,既不让鱼粉碎,也不让泳者被吸入水泵。他与世无争,守着防止滔天洪水的闸口,罪恶却还是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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