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梳理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本土文学中女性意识逐渐苏醒的脉络。在地平线下静默多年的女性随着历史时代变迁、新旧文化交融,逐渐从历史的地心喷涌而出。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几个历程:
首先是从再从男性世界的傀儡到具有一定自主意识却仍具有依赖性的“父亲的女儿”,再到剥除了男性在女性生命中的掌控,而将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生命体验和心理感受表达出来,最后从刚刚成为性别成人到成熟老辣,这是女性浮出历史地表的过程,更是重新构建属于女性自己的历史的过程。
“五四”十年中,浮现了许多对女性命运进行描摹、展现了“女儿”这一身份的作家。庐隐表现了在爱情中徘徊的女性,以未完成式的结局、游戏人生的态度反射了女性在历史罅隙中的彷徨无措,却在幻觉中放逐了女性,仍然没有逃出男性叙事结构。沅君则高歌女性的恋爱自由,以恋爱自由对抗封建社会,同时展现出对母亲的依赖,以情人之爱叛逆父权,以母亲之爱逃避难以找寻的去处。冰心与庐隐和沅君的怀疑和叛逆都不同,她的女儿体验来自于父权禁令并不明显的“母女一体”经验,她描绘了一个母女和谐的纯净伊甸园,以更加广博的“爱”作为根基来构建整个伊甸园。但另一方面,冰心在对社会与人生问题进行思考时却转换了身份,以男性的话语切入话题,在她那里,性别之间的关系是割裂的,她也并没有以女性自己的口吻进行自我的分析。凌叔华对处于不同性别角色中的女性进行观察,将目光投向了旧世界的遗孤——那些深闺中的小姐、中国式的旧太太等人,她所展现的是新旧文化交替之中被历史抛弃的个人。而她对新式妻子的描画则在文本话语之外以一种“距离”和“空白”的方式隐秘地编织了一套新的话语,反讽男权统治下女性个体的缺位。
三十年代的作家逐渐开始将女性作为独立生存的个体看待,性别的醒觉使女性更加关注自我的身体以及确立对性别关系的审视。在这一时期,丁玲的作品触及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孤独、在文化中的孤独,以这样一种姿态来对抗社会意识形态的整合。丁玲反思了女性主体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在女性经验的表达和意识形态的交叉之间寻找落脚之处,但最终隐没了她独特的女性视角,成为了意识形态轴心下将概念转化为艺术文本的翻译者。女性革命者的记录体现了女性的价值,但却对其进行无性别的工具化,抹煞了女性独有的性别特征,难以表现出真正的性别处境。白薇是一位将自身经验诉诸笔下的斗士,展现了女性真实的生活和生命历程,在作品中构建了革命反抗的女性同盟。但她却并未将经验进行整理和总结。萧红将女性经验与群体经验相融合,构建了一种“女性自我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即利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来观察乡土生活和历史。她没有写女性自己,而是写出了淹没女性、杀死个体的整个历史本身。
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在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都有着不同的色彩。国统区的作品更多涉及的是一种对于失败的慨叹和隐约的失望,在黑暗的囚禁中难以突围的孤独与悲痛,在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反思中偶然一现女性命运。解放区的文学强调妇女力量,出于社会秩序和生产的需要,赋予了妇女经济权利,她们的话语权力和性别经验却是缺失的。因此作者重点阐释了处于沦陷区的文学作品,相比于三十年代作品中刚刚生长为性别成人的女性,这些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更有一种把握自己命运的成熟和游刃有余,更多的是剥离了意识形态而聚焦于女性自身生命体验而进行写作。苏青书写了在“男性主流文化消退、异族统治造成的民族和男权压抑力受到阉割的背景下一个女人真实的故事”,在无论何种情境下都会受到放逐空虚中做着徒劳无功的反抗。张爱玲在哂笑中悠悠回望过去的国度,记录逝去的辉煌,记录女性的无处逃脱。
以女性视角来切入文学评论,展现了女性从历史地表的浮现过程,也是以一种不同于男性话语尝试构建女性历史框架的过程。艾斯勒在《圣杯与剑》中提到一种以互助互惠关系代替统治关系的文化,要构建这种文化,首先要明确女性自身的来路与归处,在男权世界的缝隙中对女性意识和话语生长轴线的勾勒,无疑是构建女性自我历史的有力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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