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历史学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史观。一种是以中原封建王朝为研究中心,另一种则平等对待中原王朝和边境势力。本书对草原游牧民族冠以帝国之称而非蛮族已经体现了它属于第二种史观。考虑到这些游牧民族如今早已成为我国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强调这种史观更好地反映我国璀璨多样的文化和民族融合史。
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不断斗争和融合的历史。大量的历史故事都发生在边疆塞外。边境不仅有纷争不断的战斗,更有政治谋略、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秦朝修筑长城第一次将中原王朝的边界进行了确定,这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界,更成为了政治和文化的边界。从此之后,游牧民族被正式排除在中原文化中心以外,成为了边境的威胁。
草原游牧民族的骑兵属性天然赋予他们更强的作战能力和高度的机动性。在没有工业体量和技术革命带来的绝对力量差距之前,中原封建王朝很多时候都疲于应对,防不胜防,尤其在帝国末期衰弱之时。他们长期执行烧杀抢掠的战略,外加虽然有自己的文化,但延续到当代的文字和史料极其匮乏。这导致他们的文明长期以来被忽略,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中都被笼统的被归为蛮夷。
本书深入地分析了草原游牧民族的组织形式,而这些内容往往被前人所忽略。相比于中原王朝的权力高度集中化的政治体制,草原民族更多地是多权力中心的松散的政治结构。虽然存在着单于等名义上的统帅,但他们并不像封建帝王一般一言九鼎,说一不二。单于更多扮演了一个召集人的角色而非绝对的、至高无上的统帅,他们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约束。单于下辖的各个官阶均有自己的部落和领地,仅仅是为了共同利益最大化而集中在一起作战,更像是一家股份制企业。这也导致了草原帝国的崛起和毁灭往往都在旦夕之间。游牧部队在顺境时战斗力强大,无往不胜;但逆境时则自相残杀、疯狂内斗,这也源于缺乏一套稳定高的政治结构。
体制让位于人制,出现一代枭雄如成吉思汗时,仅凭个人魅力就可以统合整个民族的战斗力。但一旦逝世,内斗马上再起。尽管中原王朝也有离心力但也有自我维持的惯性,整个官僚体系和人民对于稳定生活的渴望足以抵消一个昏庸君主带来的问题,续命更长一些时间。也正因为对于游牧民族组织制度的弱点的把握,我国历朝历代对抗游牧民族都采取以夷制夷、平衡各方势力的手段,让他们从内部瓦解。
作者在本书中试图去除草原游牧民族毫无智慧,只知烧杀抢掠的蛮族刻板印象。他首先分析了草原民族的立身战略。虽然行为恶劣,但草原民族抢掠配合敲诈的战略是有其必然性的,是经过多代单于深思熟虑而形成的。作者认为草原游牧民族基于自身和中原的关系判断后做出了有利于自己生存的最优选择。早期的匈奴帝国的抢略其实是为了以打促谈,通过展示武力逼迫和谈来敲诈资源。中原王朝很多时候并非完全无力对抗,只是边境天高皇帝远。朝廷派来重兵的性价比很低,反而穷兵黩武导致克重税负会伤及帝国元气(后期大量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文官更是能和谈就坚决不打)。如果只需要和谈,给点财物就能解决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这也引出了本书另一个重要观点,即游牧民族和中原王朝乃是互生互利、彼此高度依赖的关系。和我们一般常识以为的不同,草原帝国的崛起周期和中原王朝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致的,即中原王朝兴盛稳定则草原帝国开始崛起,反之草原帝国逐渐衰败、分崩离析。这源于游牧民族空有战斗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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