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作者本文所说,使用比喻是危险的。因为比喻可以将好的事物与坏的事物联系起来,或将一切事物与创伤联系在一起。这也是长期受到性侵或类似遭遇折磨的原因之一,每个词和句子都可能成为引发恶心和悔恨感的触发因素。女主人公的疯狂可能是因为作者想要疯狂,或者说作者想要从这种以文字游戏为形式的精神世界中解脱出来。
参考了两本书《thenewblack》和《whatismadness》:关于女主人公是否疯狂以及是否能够疯狂,这是一个问题。但我假设她还没有疯狂,所以我可以想象主人公应该如何行动以解脱自己。写出这个故事是正确的决定,作者在这方面是明智的,但从书中的叙述推测,他似乎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也做了许多不明智的事情,比如放弃对亲朋好友说实话,利用他人的处女情结攻击自己,不知如何应对亲朋好友的恶意等等。此外,作者似乎在写作时对自己的经历进行了加密,以符合大众口味来编写小说,用格式化、扭曲语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经历,将自己的经历放在别人身上,而不是写散文集或回忆录。因此,他不知道是自己在经历悲痛,还是为其他人的悲痛哀悼,但最终,悲痛似乎变成了一种对走出阴影没有帮助的纯粹情绪。也许所有的小说都最终成为无病呻吟,真正有病的人最好写出类似日记或回忆录的清单,从各个角度直接哀痛自己的过去,直到自己累了为止。我不知道我的猜测是否准确:作者似乎在选择了一种低效的形式前行,最终在混乱中否定了自己,停止了说话。
有许多例子说明在童年时遭受父亲性侵(或者根本没有父亲存在)后会疯狂,因此,我可以想象,如果女主人公在遭受性侵时年纪更小一些,她会更自然地发疯。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显然已经有自我意识,并有内心的冲突,同时也是一个擅长写作的人。如果她的思想只能通过作文来表达,而作文却是性侵者的语言,那么她就像《1984》中的男主人公爱上了Big Brother一样,爱上了或与性侵者等同。精神分析家拉康称之为“被剥夺的他者”,老师因此,疯掉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疯掉后可能会出现一种将自己与性侵者等同起来,通过谴责自己来谴责性侵者的心理模式,被称为“μελαγχολία”。对于作者(当然,他没有像女主人公一样疯掉)的思想,我不太了解,他是否真的只会写作文,我不太相信。也许他本来不应该这样,或者实际上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看待文学,但他的书仍然是“老派”的,迎合规则和读者,这自然对作者的精神状态不利。
从作者的局限性来看,他似乎仍然寄希望于一个“上帝”的拯救,就像被“渣男”打胎离婚之后通过好男人的爱来重建生活一样,这个情节隐喻了作者对社会的某些观察和思想。如果进一步隐喻,女主人公在受到坏男老师性侵后要依靠另一个好男生的真爱来重建生活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在波伏娃写出《第二性》之后的60年里,作者在书中仍未为其他受害者提供除了“我知道自己是受害者”之外的希望,这令人遗憾。
我赞同加缪的观点,即无论发生什么,一个“荒诞的人”都不应该寄望于天堂而放弃生活,而应该与眼前的世界抗争到底。我不明白为什么作者否定了自己,他是否同意加缪我也不知道,但总的来说,他确实成为了一个不会为自己辩护且被所有人使用的符号。作为符号,人总会被误解,这是可悲的。(当然,据说作者最喜欢张爱玲,我对此感到遗憾,希望年轻人引以为戒,不要阅读那些格调低下、写在木乃伊包裹上的作品,以免毒害身心。)
我没有遭受性侵,可能难免表达不准确或误解了意思。不过,我确实经历过类似的故意虐待,或者称为PUA(搭讪术),因此对这种事情也有一些想法,如上所述。
另外,小心简体中文版可能会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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