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一直被认为是比战争更可怕的灾难,因为它无形地带走了人的生命。然而,回顾魏晋时期的大瘟疫爆发,尽管社会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但也激发了人们对生存的需求和对文化发展的渴望。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不仅经历了我们熟悉的“三国分立”带来的战乱之苦,还遭受了百年难遇的大瘟疫的侵袭!无论贵族还是平民百姓,疫病不分贵贱,建安七子中有五子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中死去。
疫病使得皇帝普遍早逝,帝室虚弱,权力流失于外戚与宦官手中。这也是曹操之魏未能延续下去的一个重要而隐性的因素,许多英雄豪杰要么借机而入,要么趁乱而起。
战争、瘟疫和饥荒同时肆虐,文人们将精神投入到玄学之中,完全放纵了自己。与此同时,中医在日常面对大量病患的过程中,提升了医学水平。普通百姓将希望寄托于宗教,佛教与道教在这个时代不再相互对抗,而是融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
这个事实颠覆了我们的认知,疫病爆发虽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但也促使了中医药文化的进步、宗教信仰的发展以及文化创作的繁荣。魏晋时期的这些文化瑰宝对后来的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袁灿兴的历史著作《疫病年代》从这个特殊的角度剖析了东汉至魏晋时期,将被神话的魏晋名士还原为普通人,揭开了驱邪民俗背后的神秘面纱,让我们看清了这个时代的真实面貌。
魏晋名士在人们心中一直被视为潇洒有气度的代表,竹林七贤的故事常常被人津津乐道。仕途不顺的文人对此心生向往:敢于反抗君王,过着神仙一般的生活,每天纵酒长啸,吟咏清谈......
然而,这些表面的潇洒背后,他们实际上对人生感到无可奈何。他们的生活态度实际上是对社会、生命甚至上天抗议的方式。
名士文人可以随心所欲,但布衣草民难道只能无助地等待死亡吗?布衣草民也有顽强的生存欲望。早在汉代,许多中医专注于将巫术与医术分开,当大疫来临时,两方都有了相应的发展。
这是释学与道学在民间获得大力发展的原因,也使得一些悬壶济世的修行者通过观察病患情况和用药效果,留下了宝贵的中医典籍。
其中,葛洪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虽然他精通道术,但从不用于给人看病。他鄙视那些夸夸其谈的修行者。葛洪整理了张仲景等医家的近千卷著作,将最易获取且可救济百姓的方子摘录于《肘后备急方》中,使贫穷家庭也能随时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当时多发的疟疾提供了三十余种治疗方法,其中包括使用青蒿治疟疾的方子。屠呦呦在这些方子的启发下,提取出青蒿素,于2015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我个人认为,这个奖应该颁给东晋时期的“小仙翁”葛洪。
经历过特殊时期的三年后再次阅读这本书,我对魏晋时期人们的焦虑、绝望和无可奈何感同身受。同时,这本书也告诉我们,在危险之中,永远隐藏着机遇。通过阅读完本书,也许你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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