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先生是鲁迅研究专家。这本书是一部杂文集,内容十分丰富,有关于故人的写作,回忆往事的篇章,以及一些历史轶事。
我平时很少阅读随笔杂文这类作品。有些文章具有特殊的语境和历史背景,比如朱先生和公刘先生的两面之缘。文人之间可能更多地相互理解,拥有共同的话题。即使没有亲密的交情,他们也会因为志同道合而进行书信往来。但对于不了解背景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这些文章有些无聊。
在这本书中,朱先生两次写到了曹州教案。一篇是《公式的缺陷》,详细描述了部分历史研究的片面性。这段文章认为,“凡是教案错的都是教会、教士和教民”,这表现了历史研究中的一种偏见。另一篇则是《从曹州教案到普方协会》,详细讲述了普方案的原因和影响。尽管这两个案例都是外国人在中国因偷盗而被杀,但曹州教案导致德国强占胶州湾,而普方案则引发了成立慈善组织普方协会,帮助中国弱势群体接受教育。这些事件在不同时代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历史的进步,也反映了历史研究的不同视角。
《赦免麻雀的说法》一章描写了特殊时期的荒诞事件,因为敏感性较高,所以不多做讨论。但这篇文章对我印象很深。
这本书还提到了傅斯年和周氏兄弟、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事,以及陈独秀与章士钊等人。可以说,这本书的文章题材确实杂而全。
在《正是“近似胡扯”》一文中,朱先生提到有人问他如何写好杂文,他自己也觉得有些为难。他表示,写杂文和讲杂文是两回事。鲁迅先生在《作文秘诀》中说过,“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这样的要求适用于各种文体,并不专指杂文。但朱先生在看到专门讲杂文的刊物时,悟出了“要写好杂文,就会要近似胡扯”的道理。他认为近似胡扯的文字里,包含着某种类型的批评,但需要有一个临界点,不能过于荒谬,也不能太过正经。对于杂文来说,“近似胡扯”是一种很高的赞扬,这给了我对杂文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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