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周作人的四十九篇文章,除了《北大的支路》(1930年)之外,其余皆为1935年的作品。这些文章都是“文抄公”式的,而在《后记》中他说:“但是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难事也。”
选择要抄的书有严苛的标准:“不问古今中外,我只喜欢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简而言之,即是文质兼美的文章,而在其中,可能质比文更为重要。
在《再谈文》中,他提出了三种写作态度:“甲为老生常谈,启蒙的态度;乙为市场说书,营业的态度;丙为差役传话,宣传的态度。我自己大约属于甲加一点乙,本是老翁道家常,却又希望看官们能够听,至少不要一句不听就散开。”
既然是为了宣传,那当然是要“载道”的。但知堂的载道与传统的载道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他抄录了蒋子潇所著《游艺录》的一段文字,用以代表他的观点:“文以载道,而道不可见;于日用饮食之中见之,在人情物理上的变幻处经历揣摩,借助圣经之权衡,才不会成为迂腐无用之言。现在,三家文的作者误以理学家的语录中的言辞为道,对人情物理无一可推断的去处,他们讲的只是“高头讲章”中的道,而不是真正的道。”
知堂所倡导的载道是“以科学常识为基础,添加清新的感情和清澈的理智”而形成的“道”。因此,他所写的读书随笔同时也是文化批评。在《责任》一文中,他提出了三个补充知堂之道的责任:第一是自我认知,第二是心无旁骛,第三是言行一致。
在“文”的方面,除了要有“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外,知堂还特别看重趣味。在《笠翁与随园》中,他有段妙论:“我非常看重趣味,以为这既是美,也是善,而没有趣味则是一件大坏事。趣味包含着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而反其者则没有趣味。虽然“普通有低级趣味这一说法看起来可能是从日本传入的,并且有点不通顺,但现在不妨将它似乎比说没趣味更容易理解一些。没有趣味并不意味着没有趣味,除非这个人真的拯救濒临死亡的人,否则平时没有人会处理特殊的生活态度。或者他们在无意中淡化了自己的兴趣,或者琐琐碎碎而多变化,虽然走向不同,但都成为了一种趣味,就像人们各自不同的面容一样,只要维持着自身的特征,不问美丑,总是有活力的。最糟糕的是似是而非的没有趣味,或者称之为伪趣味、恶趣味、低级趣味,如果按照大智若愚的说法,这可以说是大俗而非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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