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以回忆CR的《暴风雪迷失了方向》一章为中点。前半部分叙述战天斗地,豪情万丈。后半部分口号喊得多,实处落得如何似乎七林旺丹自己也没什么底气了。最令人感叹的是,为了给赞茸村修桥,七林旺丹除了搞调研,还要在各个部门之间带着礼品来回转,在各种踢皮球之后,才因为某位科长的“同情”将这事办下来。
事情并非想像那么容易。报告送到中甸县政府邓良才县长那里,很快有了批复。但转送到有关部门后就如石沉大海没有了回音。我找部门领导追问,回答说资金不够,一拖就是两年。我急了,用自己的工资买了一些土特产品赶到昆明,找领导汇报,跑部门叫苦,一次不成,两次……为筹措赞茸大桥资金,我在昆明住了一个月。有段时间冠心病复发,住进医院,躺在病床上,我心里还是想着资金落实情况。病情稍有好转,我接着继续跑省级有关部门,有时挤公共车,有时打的。我找到交通厅,分管领导又让我找公路局县乡公路处。处长是个有同情心的人,他知道我是七林旺丹,已经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还为群众的利益东跑西奔到处求人,有些感动。处长签了字,赞茸大桥的资金终于有了着落,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总算凑足了30万。我把有关部门的批文送到县工交局……县工交局采纳了我的建议。经技术人员和广大民工的艰苦奋战,这座主孔跨径30米,高9米,桥面宽3米,全长40米,负荷载重8吨的赞茸大桥终于建成竣工,像一道美丽的彩虹横跨在青山绿水之间。
这和此前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独立自主搞工程相比,七林旺丹的确已经变成了自己在本书前几章中拒绝成为的“等、靠、要”的那种人。当新联遭受雹洪灾害的时候,我正在县里参加会议。当晚,我一听到新联受灾的消息,立即向县委作了汇报。经过县委的讨论研究,决定让我马上赶回新联去。临走前,县委一些同志十分关切地对我说:“旺丹同志,这次是新联历史上最大的灾害了吧。”
我沉着地回答说:“灾情是严重的,但只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再大的灾害也能战胜。”
县委在家主持工作的负责同志也关切地说:“你回到新联后,需要什么物资,赶快打来电话,县里将全力支援。”
我说:“谢谢县委的关心,我回去一定要发动群众,一定要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重新夺回来,我们需要什么,我会向县委汇报。”
……就在这连续遭受风、旱、霜、虫、雹、洪六大自然灾害的1971年,新联大队又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比1970年粮食增产3.5%,大小牲畜净增长了645头,总收入增长了1800多元。就在这大灾之年,新联向国家交售的公余粮不但颗粒不少,而且比原来的任务多交售了34000斤,社员口粮也由上年的每人533斤提高到566斤,集体储备粮也比上年增加了10000多斤。真正做到了在大灾之年获丰收。
不知道1971年刚刚带领群众克服天灾取得高产的七林旺丹,会怎么看待90年代为了给群众修一座桥,到省城里拿着土特产到处跑的自己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暴风雪迷失了方向》虽说是对CR的回忆,但这一章完全就是在作检查,感觉七林旺丹还是对过去的经历有所避讳。不知当时是炮派还是八派,在云南不可能不参与这两派的争斗。从其CR后结论犯错误来看,估计大概率是八派方面。
至于他当批林批孔办公室主任,某种意义上算是两派之间妥协的产物,毕竟抬上一个藏族劳模,两边都不好说什么,当作缓冲;至于其在职上的具体表现就要另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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