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旁观者》一书中,作者提出了人道主义传播所面临的多重危机。
首先,作者指出后人道主义时代导致了私人情感的侵蚀,慈善义务被商业化,慈善行为变成了个人追求快感的手段。与此同时,人们对苦难叙事出现了同情疲劳,失去了对苦难故事的兴趣。过度夸张的戏剧性叙事也使得人道主义陷入真实性的危机,变成了一种被苦难化的奇观。
接下来,作者探讨了社会团结的反讽模式和同情范式的问题。反讽范式批评同情范式背后依赖于高尚情绪的幌子,实际上维持着全球权力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行动者与他们观察的他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等级秩序,自视甚高地扮演着"拯救者"的角色。而人道主义的反讽团结则抛弃了集体的以他人为导向的能动性概念,转而使用商业化的劝说途径,将人道主义变成了个人日常生活的消费需求,但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问题背后的困难,削弱了人道主义戏剧的教育力量。
基于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竞争式团结"的概念,即将受难者自己的声音纳入其中,让他们在自己的语境下发表自己的言论。其次,作者并不反对社会团结的利益驱动,而是将公共利益多重利益成为可以在公共场合辩论的议题,创造了一个交流的空间。
作者提出了一个美好的愿景,但我不认为这能够回应她提出的疑虑。
首先,在被拯救的“他者”一端,该如何言说自己才能避免沦为困难的奇观,需要怎样的客观才能避免过度的陷入煽情主义作者抛出了一个美好而无法到达的折中之境。
其次,在拯救者一端,我对人们对于这样的交流是否抱有期待存在着一定的怀疑。我们仍然对技术能够达到交流的彼岸有所期待吗?我们仍然对远方苦难的真实性有所期待吗?我们仍然对共情他者的力量有所期待吗?越来越孤立的个体、越来越脆弱的信任仿佛带着我们远离这一愿景。
最后,我们需要同时保有恰到好处的善与理性。过度的善意可能使我们盲目地接受和相信,而缺乏理性的分析和批判。相反,过度的理性可能导致冷漠和无情,使我们忽视他人的苦难和需求。但人类情感和思维的复杂性使得平衡这两个方面变得异常困难。我们既要对他人抱有关怀、同情和共情之心,愿意倾听他们的声音和需求,又要超越情感和偏见,进行客观的思考和判断。在这里,作者同样提出了一个理想但难以到达的境界。
尽管如此,关注仍是力量,我们或许无法到达解决问题的终点,但仍然能够选择是否站在启动变革和推动行动的起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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