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传》传记中的文化挑战

传记类的书几乎总是一日捧读完毕。人生之展开、流散与收束很难让人不一气呵成地完成。

作者大体以林语堂之跨文化经验切入传记写作，但实际属于作者个人的论述分析极少。文中反复出现的“跨文化”，更多是一种符号性质的经验概括。在那一批民国文人中，并没有显出林语堂的特殊性来。相反，一些琐事本身如林语堂与美国出版商就英文读者的喜好、政治趋向所产生的写作主题与细节的拉扯，以及林语堂辗转于诸大陆之间的自在与局促并存的局面，更能展示那段时期世界的跨文化的连通与阻隔。

作者还以“鲁迅—胡适—林语堂”三种路线来剖析民国思想文化的进程，显示出不少洞见。三人彼此间的若即若离，在民权保障联盟中的殊异结局，揭示了“头部文人”面对政治风潮时的无奈感。这是三十年代初风云际会的“主义”们如何侵蚀文化，或成为“文化政治”的典型。这一历史的关键时刻值得更深入的研究。

在书写层面以外，在林语堂本身的思想与生命历程中，还有两点值得探讨。一是其思想来源极其繁复，包括早年的基督教教育、留学时期的科学训练、二十年代的民族主义与传统回归、三十年代对传统文化的审美与性灵化、四十年代后的乌托邦和平哲学等。这些知识来源的变化过程中，他的文学和思想表达一直保持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一个倡导幽默的作者，在内心深处却有固执的一面，这是他身上的张力所在。这或许也揭示出一个普遍的困局：一个创作者的文字或风格到底多大程度上是其真实人格的呈现，多大程度上是其理想人格的投射。对于林语堂来说，更多的可能是后者。

第二点，则是林语堂一直游离于政治体制，甚至游离于社会体系以外。自身的生存与财务状况变化多端，看上去也不甚有计划性。因此，他遇到了两次“对称式”窘境：一次是向胡适讨要预支工资，一次是向书商讨要预支办税。同时，他也经历了“镜像式”浮沉，即在受欢迎时挥霍，投资失败后变卖家产节衣缩食。在对待自己人生时，他是非线性的，甚至非“现代性”的。但对外在于身的理念，他一以贯之地摆出负责任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现代性”姿态。这是林语堂的第二重矛盾，而这种矛盾也与他脚踩东西两条船的“跨文化性”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超越这一传记本身提出这样的问题：对于林语堂而言，究竟观念是经验的造物，还是经验由观念所牵引在已经先验的对立文化中求融合的尝试？是否必然带来内在的矛盾？个体是否有能力在完全真诚的条件下承载这种矛盾？林语堂的经验与观念是否还有复制的意义与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