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米勒在这本小集子里向我们展开了一个世界——她从罗马尼亚逃亡德国时随身携带的、无法安放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不再是一个修辞,而是一个让人痛苦难安的现实。朋友访你不遇,插在你楼梯间的门把手上的字条会大喇喇地出现在你家里的冰箱里。门和门锁形同虚设,家里厕所地上遗落的烟头彰显着谁才是私人空间的真正所有者。所有人都活在全景监狱里,这个监狱甚至不需要特别去建造,就以你的私人物品、日常和言语构成:
查视者不必身体力行亲临现场才能达到威胁的目的,他是影子,本就存在于事物之中,将恐惧注入自行车、染发水、香水,放进冰箱和普普通通没有生命的物品中,实施着它的威慑作用。
在这个世界里,“必须在削土豆中学会削我的生活”,“把土豆皮削得像皮肤一样薄”,“顺着刀劲儿把土豆皮削成一根长长的圈儿。那是劳动营里的饥饿塑造的生活经验,是具身的历史——历史不仅储存于回忆和档案中,它还储存于细胞、皮肤、韧带和骨骼中。我们通过身体内外感受世界,以身体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时刻,进行自我与外界的互动。它是我们与世界接触的表面,使我们进入世界,并且构成世界的一部分。身体通过疼痛和苦楚、伤疤和空洞来铭记和提醒,任凭大脑想遗忘或压制,也无济于事。
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名字里藏着两个人:
提起劳动营,她只是寥寥数语一带而过。我的名字赫塔是她在那里最要好的朋友的名字,后来饿死了,这是外婆告诉我的。我从来没问过母亲,她在叫我名字的时候,是否会看到两个人。
在这个世界里,话语有两层意思,事物的名字宛如光线般折射,在普通的日常背后暗藏恐怖:
我移居德国后,某搬家公司的广告词吓了我一跳:“我们能让你的家具长腿。”在我的记忆中,长腿的家具是秘密警察来过的标志:推开家门,发现椅子跑进了厨房,墙上的画掉到房间另一端的床上。柏林墙倒塌后,媒体上经常能看到有关东德用语的报道。这些词语在人们口中重复时,变成构词和内容都极其糟糕的“词语怪物”。在东德,圣诞树上的小天使叫“岁末飞人”,舞台下人们挥舞的三角旗叫“示意元素”,冷饮售货亭是“饮料基地”。有两个词让我感觉很亲切,使我想起木匠姑爷爷家里的情景。一个是棺木,在东德叫“地下家私”,另一个是安全局下属的一个部门,负责干部节日及忌日之类的事务,叫“悲喜部”。岁末飞人是为了避讳天使,示意元素在回避小三角旗,仿佛小化词会使旗帜受伤似的,饮料基地则是军事化了的商亭,也许东德的干部们在那里用瓶子解自由之渴。这些表达方式就像一幅笨拙无声的意识形态词语讽刺画。地下家私和安全局的悲喜部我并不感到奇怪,我在其中听到了对死亡的恐惧。死亡无所谓地位尊卑,它打破了显贵和小人物之间的界限。统治集团不愿与凡夫俗子为伍,但在这权力唯一无法企及之处,社会主义英雄和国家敌人没有分别,每个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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