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论述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

对语言的历史性考察，即本文所讲述的“语言的特征是什么”这个部分是最精彩、最出色的部分。斯大林同志指出语言的构成部分，即词汇、语法本身的形成都是辩证的过程。他说：“语言的词汇对于变化是最敏感的，它处在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它无须等待消灭，它在基础消灭以前且不管基础的状态怎样，就使自己的词汇发生变化。”“语法构造是许多时代以来形成的，它在语言中根深蒂固，所以它的变化比基本词汇还要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当然也发生变化，它逐渐改进着，改善着自己的规划，用新的规则充实起来。但是语法构造的基础在很长时期中都保留着，因为历史证明这些基础能够在许多时代中有效地为社会服务。”

同时，他还指出了语言具有稳定性的特征。他写道：“历史表明，语言具大的稳固性和对强迫同化的极大的抵抗力...语言的稳固性是由它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的稳固性造成的...不能把语言及其结构看做是某一个时代的产物。语言结构，即语言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是许多时代的产物。”

然而，斯大林同志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从一般经验事实中抽象和概括出来的概念当成了既定的和实在的东西，于是斯大林同志便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社会实在论的道路，他把社会当成（在斯的定义中首先是一般的，即普遍认为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当语言这个范畴不符合上层建筑的狭义定义时（在斯的定义里，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这些概念），「语言」便成了既不属于经济基础，不属于上层建筑，但又同时超脱于生产之上的，适用于过去和未来的，适用于当下一切阶级和本民族所有成员的「社会现象」。显然，这里出现了谬误。

让我们看看与语言现象最相似、最接近的类似物是什么——是自然科学——同样产生于人类生产活动的经验汇集，同样服务于生产生活，以及，同样具有反阶级性。虽然它们之间存在质的、规定性的差别亦或是发展史的差别，比如语言在原始公社时期已经存在，而自然科学极大程度是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而发展的。但是它们同样可以服务于既定群体内的所有成员，同样可以反映生产的进步程度，同样可以反应物质文明与社会性的发展程度，在这个方面讲，也反映了人们社会化的程度，即人战胜自然的程度。

语言同自然科学一样是随人类生产发展的进步而进步的，语言在一开始也许是祭祀使用的工具符号，仅供特定的人使用，但越到后来随着生产范围的扩大，随着地域群体彼此交涉的深入，语言也逐渐成为群体内所有生产成员进行「共同协作」的工具。

语言也同自然科学一样，是反阶级性的。它已有的经验事实，已经存在的发展完善的成果，可以为未来的人们所使用。甚至，在这一点上来说，它们都可以为全人类所使用。

马克思在导言中强调，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生产，是物质生产。恩格斯也指出，在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既然语言与自然科学一样本身是产生于生产也是服务于生产的，那么我们可以认定，语言和自然科学这两个产生于人类感性生产活动的产物，已经属于上层建筑的广义定义。

《德意志意识形态》：“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为什么语言和自然科学是反阶级性的呢？因为这两个历史产物不受物质占有关系的直接支配，它们不依附于物质关系，而直接产生于生产活动，它们都是人类经验的抽象物，人类感性实践活动的产物。人只要生活就必须进行生产，这不受生产资料分配的影响。并不是说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如奴隶、农奴、工人就不进行生产，只要要生存，就必然要进行生产。而只要进行生产，只要进行社会性的感性生产活动，就有产生语言和自然科学的必然性。由于生产活动是各群体、各民族所同时进行的，因此我们会发现在历史上产生的不同民族语言中的共性、自然科学中的共性，这种共性并不是什么偶然的巧合，而是人们进行相似的或相同的生产活动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