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商：人祭、德、文明

本书的主线是，用“消灭人祭—文明革新”来理解商周之变，有别于“纣王失德—天命转移”的传统视角。

在传统视角下，商周之变虽然自有其独特历史地位，但只是政权迭代规律的又一次印证。过往夏商的立国之君有“德”，所以受命于天开辟王朝，他们的末代子孙失“德”，所以天命再次转向他人。夏商周的迭代，遵循的是同一个规律：“天命靡常”，所以君王要“以德应天”，否则就会“天命转移”。周公的重要性，只不过是揭示并发展了这一规律，通过“制礼”将其化为宗法制、分封制等具体制度，彻底确立下来。

李硕的叙事与之相反。围绕“消灭人祭”这一主线，商周之变被重构，变成了新文明取代旧文明。这意味着，上古中国“夏商周”表面是文明内部的政权更迭，实际却是不同文明之间的革新。西周纣王的失败不只是一代君王或一个王朝的失败，而且是殷商文明的失败。这种失败，从成汤立国开始，就已经埋下伏笔。探寻商周之变，不能用传统的“失德”去理解，而是要从商人兴盛的根源去寻找答案。

在讨论早商文明奇迹时，李硕已有点到。早商时期，人祭宗教的兴盛和王朝的大规模扩张是相互伴随的。人祭宗教背后的真正逻辑是，商人在迅速崛起并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海量的“他族”，因此必须要有一套区分“我”和“非我”的政治技术，来塑造本族的身份认同。否则面对“被征服者”的文化，商人会被迅速被同化，并从内部瓦解。大规模扩张后的“宗教改革”，已经暴露出了这个问题：上古政权的统治技术难以驾驭帝国式的辽阔疆域和多元民族。这种时候，征服者如果不想被“被征服者”同化，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强硬手段，对外维系高压统治、对内维系身份认同。又因为商朝所处的是上古时期，所以“强硬手段”也不可避免的极为原始。于是，人祭宗教崛起。

大一统的代价，向来极其沉重，在上古时期就更是如此。人祭宗教成为殷商文明的核心要素，固然有商人祖先崇拜和上古习性遗存等原因，但根本上，是三千多年前的商人意欲主宰辽阔疆域的必然选择。这不仅是统治需要，也是生存需要，是商人维系内部身份认同并彻底征服他族的核心力量。对于商人而言，武力征服他族并不难，难的是从精神上同化他族（而非被他族所同化）。如果一个民族不仅被征服，而且接受了商人的人祭宗教，乃至首领将自己的嫡长子作为祭品献给诸神（如伯邑考），才有可能从精神和文化上摧垮一个民族，使其彻底从内到外彻底膺服于商人的统治。武王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一点。这种心理过程用现代人的术语，可以粗略比喻成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目睹兄长被祭献后，如果不按商人的逻辑，将这一举动理解成是供奉诸神的“美好”行为，那停止自我安慰后的痛苦可能是武王难以承受的。

周公旦用“德”、“天命”、“宗法制”、“封土建邦”等一套东西，取代了人祭宗教。这一套东西，不只是统治技术上的更新。周公的所作所为，是在创造一种全新的民族同化模式。商人同化他族的模式是祭献；周公及其后人的模式，是制礼。所谓“礼乐之邦”，包括文化层面的天命说，也包括制度层面的宗法制，还可以细微到衣食住行的各种行为规范。因此，“同化”不仅是对外的，更是对内的。这一套东西决定了西周后语境下的“我族”，以及“他族”。

概括而言，周公到孔子的工作核心，是找到一套全新的定义“我”的方法。在“我”和“非我”的冲突中，最终目的是让“我”消灭“非我”、让“非我”融入“我”。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一套政治的或宗教的技术，人祭是这样一套技术，周礼也是。这样的技术，是民族同化的方法，也是文明存续的基础。无论从哪个时空维度看，“周礼”都更加符合文明的要求，也更加先进。

传统视角下，用纣王失德来作为主线，理解商周之变，并非不可。只不过是，不能用周公和孔子的理论体系去理解失“德”。纣王拿商人贵族祭献，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无法调和，这才是商人语境下的“失德”。换言之，纣王“失德”的本质，是人祭宗教的失序。人祭宗教在纣王时失去控制，暴露出的问题是：“人祭”作为一个文明的同化模式，并不能长期有效运转。一旦遇上纣王这样的君主，这套同化模式就会失败。

商王家族通过人祭，和诸神绑定。而当人祭被用于王族内部，王族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