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变奏：城乡历史变迁

看这本书，还是特别有感触的，因为和自己这两年的工作有关系。书中的时间涵括改革开放至2020年共40年左右的时间。在这40年中，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太多值得讲述和记录的东西。

本书中的43篇文章，作者有孙犁、汪曾祺、余华、莫言、王安忆、梁鸿、李娟等著名作家和学者，他们的文章呈现了我国城市和乡村的巨大变迁。书中主要分为“城市记忆”、“城市之美”、“我的家乡”、“乡愁何处”四部分，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第四部分。之所以如此说，和我的工作经历与人生阅历有关。

2020年1月7日，我乘坐火车去合肥，途径亳州、淮南的时候，正好雪花纷飞。铁路两侧有许多村落，尽管已近年底，村子却是阒无人迹，仿佛一潭死水，了无生机，甚至看不到有活物存在的迹象。于是在旁观了豫东与皖北一个个村庄的凄凉与落寞时，瞬间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小诗，诗为《火车经过的村落》——“火车经过的村落/铁轨碾压出冬季的萧瑟/一垄垄不规则的麦田上/坐落着一座座土坟/雪花在无声飘落//这块沉默了千年的平原/北方的烙印/属于两个主人/活着的/成了讨生活的异乡人/死去的魂灵/才是真正的守护神。”

我知道这首诗虽然并不怎么样，却是对这片大地上的农民生存状况的某种真实记录。每次过完新年，大批农民收拾好行李纷纷“进城”，奔赴江浙沪粤，开始新一轮的忙碌。很多人“返乡”的周期以年计算，看望老人孩子的周期也以年计算。一边是辛苦拼搏的外地民工，一边是孤苦伶仃却不得不相互扶持的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这是现代物质文明下的人间悲剧，而这几代人也是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大潮的牺牲品，人均GDP的增长遮蔽了其他诸多问题，小农经济的疏离与瓦解留下了巨大的真空，无法承载时代剧变所带来的阵痛。

我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三农”问题也一直是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重中之重的命题。农村其重大作用不言而喻，不少有志之士很早就提出了乡村振兴的重要性，如费孝通的“乡村重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然而正如农村问题研究专家李昌平那句振聋发聩的呼吁——“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揭橥了一个残酷异常的事实：农民在轰轰烈烈的现代化大潮下，沦为了“被伤害与被侮辱的人”。

一个不可回避的艰难现实是，自从千禧年后，踏着中国加入WTO的时代节拍，大量农民远走他乡，如潮涌般奔赴城市打工赚钱。农村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农的家庭结构，青壮年群体进城务农，留下老人群体在家务农。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市场化刷新着国人的传统观念，金钱与效率在城乡之间迅猛地生根发芽。物质追求席卷了农村大地，也肢解着熟人社会的秩序与伦理。村庄秩序逐渐解体，地方共识日渐撕裂，农村开始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由同质性转向异质性。在乡村已然不乡村的现状下，只有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完成了从农村到城镇的华丽转身，广大的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村落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介于城市与乡村的中间状态，人际交往也转为了介于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之间的半熟人（陌生人）社会，正如学者吴重庆所定义的“无主体熟人社会”。而在传统的宗族、血缘、地缘关系逐渐瘫痪崩解的同时，利益共同体尚未稳定牢固，契约精神也未深入人心，农村如何实现嬗变，不仅是一个微观上的规则设计问题，也需要宏观上的制度建构。

我们也可喜地看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当下，工业正在反哺农业，城市正在反哺乡村，尤其是近年来广泛开展的全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开始焕发出崭新的气象。这一切不仅深刻形塑了整个国家的面貌，也使得农村处于巨变之中，更有助于夯实城乡“大均衡”结构的稳定与坚韧。也正因此，本书第四部分虽然多以文学手法呈现出了这一问题，但表达的却是同样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