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下能言说吗”(Can Subaltern Speak)————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
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通过这句著名的断言揭示了受控于“认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的属下阶层在意识形态的“支配性”语汇中只能表达自己,从而掩盖了真实的经验。这种社会结构具有“认知不正义”,并通过长期的社会过程使之“自然化”。路易·阿尔都塞称之为“询唤”,在意识形态的运转下,属下的主体服从于一个更高的权威,学校、媒体等社会机构使属下相信这种安排的合理性,在非暴力的形式中体现出话语的涵化与劝服。按照雅克·拉康的话来说,这一过程将“主人话语”转换成“大学话语”,意识形态话语占据着“绝对真理”的位置。在东方学的眼中,这种意识形态是西方主义。在女性主义眼中,这种意识形态是父权制。
上野千鹤子认为,父权制形成了一种宰制性的性别二元秩序,而厌女症(misogyny)位于秩序的核心,并且”在这个秩序之下,无论男女,无人能逃离厌女症的笼罩“。(p.2)在本书的第二章和第十六章,上野千鹤子借助伊芙·塞吉维克的酷儿理论,提出了厌女症的三项理论装置,即“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恐同和厌女症”。她指出,两个男性欲望主体与一个女性欲望客体共同构造了一个“欲望三角形”,通过这个三角形,父权制实现对女性的排除,对同性恋的驱逐,以及在两个男性之间建立了不带性欲望的纽带。(pp.16-26)其余章节,上野千鹤子以一种极为宽广的视野,运用文学、艺术、社会历史、家庭关系、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经验材料,揭示了“厌女症”在日本立国神话以及母女亲缘关系中的各种“表征”。
一方面,上野千鹤子通过对父权制性别二元秩序的批判,表达了女性主义的本体论立场(主要工作完成于《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她通过塞吉维克的欲望结构以及对现实经验材料的分析,发展了以“厌女症”为核心的女性主义认知论(主要见于本书)。
然而,对于方法论问题,上野千鹤子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她的答案也并不令人满意。“对于女人,女性主义是与自我和解之途。对于男人......那应该是与自我厌恶的斗争。不过,为男人指出道路的任务,已经不该由女人来承担了。”(p.243)如果说,“明确的女性主义方法论”与“女性经验/女性经历”等本质化的女性气质产生了关联,那显然无法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工具或做法。如果说,男女分别采取两种不同的认识实践方法,那又该如何保证双方都能在“同等地位上说着对方都能听懂的话”。
最终结果是,女性终于能说话了,但缺失普遍方法论,女性说的话男性却听不懂。
在本书的行文中,上野千鹤子还隐晦地给出了一种对抗父权制“凝视”的方法,具有成为普遍方法论潜力。这种方法可以称作“分心”(distraction)。
例如,在第四章,上野认为赤木“有意识地”排除了单亲母亲,而且忽视了强女婚后也要承担家务;在第七章,上野强调这以主客颠倒方式掩盖了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在第八章,上野“将江藤视野中遗漏的女儿加进去”;第十三章,上野颇感怀疑,等等。
“分心”涉及那些在缺席中呈现存在的幽灵、鬼魂以及幽灵的秘密。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开篇有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据此,雅克·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发展出一套”幽灵学“理论:“幽灵”的“游荡”并不意味着“在场”,而是以“幽灵现象学”形式存在着。艾弗里·高登要求通过“审视缺席所呈现的形体来追踪幽灵的力量。”
通过发掘经验材料中几乎看不到或者“不曾留心的事物”,上野千鹤子详尽揭示了诸多案例背后徘徊与游荡的“厌女”欲望。“厌女症”看似不在场,却又无比活跃的存在着。也正是通过暴露“知识的阴暗面”,即分析“无视/遗忘”的产生与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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