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酷儿/同性恋的角度分析了近代日本小说,并讨论了近代日本的同性社会关系(男性与男性的联系)以及男性"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的关系。
在导言中,作者指出了传统性别研究中分工制度的问题,即酷儿理论发现并赞美过去文本中的同性恋内容,而女性主义理论则批评了过去的同性社会纽带。“分工制度"将"同性恋"和"同性社会纽带”作品完全分类,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分析。还有人指出,许多人分析小说的目的是探索作者或角色是否其实是同性恋,以及将性别问题归咎于作者的潜在同性恋身份的危险。
但欲望和身份首先是话语性的建构,是模糊的、流动的,但不是可控的。摆脱对同性恋和异性恋的二元对立的看法,从同性恋的角度看主流的同性社会纽带小说(以及从主流的角度看同性恋作品)的重要性被论证。
在第一章中,论证了现代日本作家受到"同性恋的前近代"和"同性社会纽带的近代"这两种观念的影响:在20世纪初,异性恋与进步的近代主义联系在一起,男人之间的同性恋被认为是"封建"的。然而,同性恋在近代并不完全受到歧视,而是被定位为意象上的个人的青春期和国家的过去的重合,而是通过与多个外部他人的媒介中而形成的。
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森鸥外的《雁》被分析为反映了人物从同性恋的过去到异性恋的未来的"成长"以及日本的近代化。在小说的开头有许多暗示叙述者"我"对男性角色冈田有同性恋的欲望。然而,随着小说进入中间部分,内容变成了冈田和一个叫玉的女性角色之间的异性恋关系,这关系在最后失败了。在小说的结尾,"我"声称整个故事是"我"从玉那里听到后写的。
在小说中,冈田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喜爱和对冈田观点的描写都是中国古代的,表明冈田与"古代中国"和"前近代日本"有关。与此相反,用西方小说的视角描绘“我”,是为了把“我”与“西方”和“日本的近代”联系起来。最后,冈田和玉之间的关系失败了,玉告诉"我"她和冈田的关系,这表明"我"比冈田更了解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显示我对冈田的优越性,以及近代对前近代的优越性,并表明我已经从前近代式的对冈田的崇拜中毕业,成为一个近代人。
在第四章和第五章,夏目漱石的《心》被看作是一部反映从前近代上升到近代的过程中所掩藏的暴力的作品。男性角色"老师"试图进入近代的“异性恋世界"。然而,这位"老师"对女性没有任何生理上的冲动。因此,他把他的男性朋友K带入了异性恋世界。而在K爱上了女性角色"小姐"之后,"老师"也开始追求"小姐",是因为有K这个中间人的存在。而不是因为"小姐"的原始吸引力。然后,在"老师"决定与"小姐"结婚后,K自杀了。老师"对"小姐"失去了兴趣,并对沉浸在对K的忧郁的感情中。然后,多年以后,"老师"遇到了叙述者"我",给"我"寄了一封遗书,然后自杀了。
在同性恋被否定的近代,男人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墙壁”,“老师"和K之间的关系被比喻为两条不可重叠的平行线,为了使其交叉,于是利用另一条线(一个女人)来形成一个三角形。“老师"通过与K的"女性竞争"来取代(发散)他对K的感情。然而,在一个将两个人之间的浪漫作为爱情话语的社会中,欲望被视为个人的内在因素,第三方的作用被否定了。因此,在K自杀后,失去置所的“老师”对K的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悲伤情绪。被成为男性交换物的女人和这两个男人都成了强迫性异性恋结构的受害者。近代化的过程太快,没能从前近代走出来的人成了悲剧。而“老师”的信给了“我”看后,“我”的反应没有被描写。也许“前近代式欲望”会永远被不同人以不同方式解读与传承,永远无法摆脱。
在第六章中,滨尾史郎的《恶魔的弟子》被视为代表了性取向和同性恋身份概念的内化过程。被定罪的男主人公指责他过去的男性情人使他成为罪犯。主人公利用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同性恋是病态的"观点来回顾过去,并将他的犯罪道路归咎于他过去的"病态同性恋"情人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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