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援助第三世界是人道目标,而非政治目标。只有阅读相关报道是不够的,要到现场参与,才能真正了解贫穷与疾病带来的社会问题。鼓励学生到欠发达地区进行短期支援项目是非常有益的,这将改变他们的人生,让他们看到更真实完整的世界。
总统奖励了女孩因她反抗的勇气,但同时又认为她在国际社会中发表关于女性遭受强暴现状的言论抹黑国家,对她的行动进行了限制。然而,女孩的善举受到当地与国际社会的支持,不仅持续进行下去,而且感召了原本行恶的警察,使他不再监视她,反而帮助她。原政府倒台后,她的事业没有再受到阻碍。她嫁给遥追她的警察,成为他的二太太,成为国际女权运动中独特的一份子。
在减少堕胎问题上,自由派与保守派有不同的立场。然而实践证明,不同立场的人共同努力,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分发保险套可以低廉成本地减少意外怀孕和艾滋病感染,但无法保证人们会使用。推广禁欲教育能有效地延后青年性行为的发生时间,让他们知道使用保险套的必要性。两者结合,能以更低成本更有效地减少怀孕。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控制人口和减少女性堕胎的预防措施上。实践证明,家庭计划比单纯使用避孕措施更有效。提高女性教育水平和增加女性在家庭中的话语权是最重要的。让妇女接受教育,鼓励她们参与社会生产和社会交换,可以为欠发达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增长。然而,改善女性生存境况并非只是考虑成本和收益,而是人道主义问题。将其当作政治或经济问题对待是不合适的。比如,在非洲乡村建立帮助妇女生产的医院需要巨大的成本,既不能带来经济回报,却可以挽救许多人的性命。
在地区中,女性遭受的强暴并非个别案件,而是普遍存在的厌女情绪。社会中的仇恨主要针对女性。女性的健康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是被视为消耗品。长期存在着这种漠视。在战争中,女性比士兵更危险。女性因生育或被强暴而患上瘘管病,丈夫因臭味厌恶她,甚至宁愿将她杀死也不送她去医院。当地医院的匮乏是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人们不知道这种病可以治愈。此外,为支付路费和医疗费用,往往需要卖掉手机或牲口,这是一笔可观的开销。
西方国家常常因对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腐败和深层次的文化持久失望,进而停止援助。但那些出生于当地、受过良好教育,并回到当地办学校和医院的女性证明了,在得到良好支持的情况下,改变是迅速而令人惊叹的。对这些人的支持和报道可以改变一些悲观者和怀疑论者的看法。人们往往对统计数据麻木不仁,但提供个人故事可以显著提高人们捐款援助的意愿。个人故事中,只要给出统计数据,人们的捐款意愿就会降低,也许是因为激发了理性和逻辑的大脑。
在欠发达地区,宗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传教士在乡村提供的援助要比外交人士和国际组织多得多。但与此同时,也是因为宗教,当地人不愿帮助女性治病,将当地难以医治的疾病视为上帝的惩罚,而不去寻求帮助。
在减少少女拐卖和打击卖淫产业的问题上,不同立场的人倾向于采取不同的策略。自由派人士倾向于将娼妓视为性工作者和创业者,并希望合法化该产业并提供制度保护。然而事实证明,没有人是自愿卖淫的,在当地产业与警察政府勾结的情况下,合法化并没有减少少女拐卖,也没有为妓女提供保护,只是给外国支援者一个假象。相反,采取直接取缔妓院的大棒政策是更好的做法。尽管这会使产业转为地下,让妓女得不到充分保护,但也会让拐卖少女的利益损失,让警察索要更多保护费导致更多妓院关闭。赋予女性权力的更好方式是通过教育,而不是主张她们针对女性的小额贷款项目让她们能从事自己的事业,把赚来的钱用于家庭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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