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olution
Bayat认为阿拉伯之春是新自由主义、后社会主义、后伊斯兰主义时代的产物。阿拉伯世界由于新自化、城市化、青年人口普遍化、教育普及、受教育的贫穷人口增加,面临着出奇的青年失业率、城市需求、公民权利意识以及身份证治需求。这导致了大量城市(以及部分郊区和农村)人口对政权不满且有诉求。与传统的暴力革命不同,阿拉伯之春广受人们呼应,并以非暴力抗议手段迅速动员。然而,这场运动缺乏领导层和成熟的组织模式,也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机构建设理论。阿拉伯之春要求的是基于公民权利和城市需求的社会经济改革和民主化,而非政治体制的改变和正义的分配。因此,阿拉伯之春取得的结果并不完全成功:突尼斯在经济和政治的动荡中实现了民主,但现在又回归到集权统治;埃及经历了伊斯兰教主义总统和军事独裁;利比亚刚刚结束了第二次内战;而叙利亚和也门至今陷入内战。与此同时,这些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精英阶层几乎没有改变,革命、罢工和内战也使它们陷入经济困境。Bayat认为,这恰恰是因为这场运动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和武力来迫使革命者掌权或现有政权实施系统性改变,使得反革命和搭便车者更容易夺取政权,最终导致再次归于民粹主义、独裁政权和新自由经济体制。Bayat将基于革命动员和改革目标的这种运动称为ref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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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也带来了社会进步,例如,女性、性少数群体、街边小贩和农村的底层人民不再害怕违背社会常规,更积极地出现在公共空间,并组织公民社会以对抗宗教保守派、警察和工厂管理层。尽管政治革命相对失败,但这种街头政治仍然在日常的非运动中持续存在。早在Bayat的《Life as Politics》中就提出,这是一种自发的、普遍的、分散的运动,满足了与制度不符但却无法压抑的需求(如生存、社交、娱乐等),而非运动是政府难以阻止的日常政治抗议。非运动是refolution的开始和结束,也可能成为下一场革命的基石。日常生活与政治、非运动与革命、革命与下一场革命之间的联系和政治可能性是Bayat寄托希望的地方。
革命和历史必然性
在结尾,Bayat引用了Trotsky的话来谈论革命与历史的必然性。非运动也可能陷入结构性压迫-不满-非运动-革命-新社会景观-新需求与不满-下一场革命的循环。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讨论革命的模式,并批判新自由主义下refolution的新结构塑造新需求和不满?那革命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如果一个革命的结束必然是下一个革命的开始,那如何评判革命的成功或失败?难道传统的法国、俄国、中国、伊朗革命就是"成功"的革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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