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与文明：共生之道

NO.079人类与传染病的共生

本期推书《传染病与文明》——山本太郎，介绍了人类与传染病从古至今的共生关系。传统观念认为史前人类在不卫生的生活环境中受到传染病的折磨，但实际上这是错误的。事实上，传染病更多地与文明社会联系。特别是农耕的出现导致了传染病的流行，如钩虫病、蛔虫病等寄生虫感染。定居生活模式使得人类的粪便堆积在居住地周围，形成了传染病的传播链。再利用粪便传染类疾病大量出现是人类定居后的现象。

山本太郎将传染病在人类社会中的适应分为五个阶段：1.适应前的准备阶段，通过动物抓伤或咬伤直接感染，无人传人。2.适应的初期阶段，有人传人但感染率低。3.适应的后期阶段，对人类适应并定期流行。4.适应后的阶段，只存在于人类中。5.过度适应阶段，从人类中消失。根据这一理论，有些传染病已经消失，如汗热病、新生儿致死性肺炎。而20世纪后半叶以来出现的新传染病有埃博拉、HIV、SARS等。近代疾病结构从传统的传染病转变为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非传染性疾病。人们认为医学和公共卫生学的进步减少了传染病死亡率，这使人们产生了抑制传染病的美好幻想。然而，人类与传染病只能共生。这种共生并非理想状态，而是无奈之举。

现代主流观点认为鼠疫起源于中国云南，并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欧洲。历史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首次传染病致死人数低于战争阵亡人数的战争。长江流域的文明开发相对于黄河流域晚了近一个世纪。黄河流域的农耕在公元前600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长江流域要到汉朝灭亡后的公元三世纪中叶才发展起来。作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长江流域的地方性传染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