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郑伊在巴黎卢浮宫“早期文艺复兴绘画”厅看到了一幅画——14世纪那不勒斯的《耶稣受难》。但是画面中心却有一位“东方小人”。这让她开始思考为什么一个东方面孔要在传统主题“耶稣受难”中出现,并且居然被描绘在画面中心。
为了解开这个心中的疑惑,她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最终将其编撰为《来者是谁》这样一本书。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发现,在中世纪人眼中,东方人形象复杂而多义,这主要与同时期社会、政治、宗教和文化传统有关,同时也随着教廷与东方的交往关系不断变化。
西欧最早的鞑靼人图像出现在《大编年史》中。当然,并不是画像本身描绘出来的,而是通过外部文字得到的。无论是通过画像还是文字,都并不真实,因为在蒙古西征军进入波兰与匈牙利时,远在西欧的马太并没有见过真正的鞑靼人,并且没有可供参考的素材。他之所以绘制出如此形象,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古代的图像语言,其中“帽顶尖”“大鹰钩鼻”是12-13世纪画家强化犹太人的某些“种族特征”,在这里用来表现东方来客,同时它还表示或强调基督徒信仰上的敌人。
1440年前后,意大利画家皮萨内洛的《圣乔治与公主》中鞑靼人的相貌和装束精确到细节,这算得上是一幅真正的“鞑靼人肖像”。这一时期是东西大交流的时代,在东西交往的进程中,许多游记广为流传,对鞑靼人的相貌、着装、发式也有详细描写。但文字记录并不是意大利画家的唯一来源,因此画中的鞑靼人形象与实际情况也存在差异。
虽然14世纪的意大利绘画中鞑靼人的形象可以辨别出来,但是很多情况下,“鞑靼人的形象”仍然是模糊的。因为画家在塑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画家本人的个性化处理,这主要是他们对于鞑靼人形象的个人理解,或受制于所继承的绘画传统,或伴随着他的想象、情感与趣味等。
当然,这一时期意大利绘画中出现了一种“东方化”的人物群像表现形式。这也预示了后世画家对东方形象的塑造。这就导致14、15世纪的相关插画中,画面的鞑靼人多表现为一种指向不明的“东方化”形象。因此,我们必须依靠抄本的标题与文字才能明确他们的身份。
现在回到开头的问题,“耶稣受难”画中为什么有东方面孔?《海德威抄本》更清晰地呈现出人们对于鞑靼人的特殊情感,插图作者在画面处理上加入了基督教色彩,成功将鞑靼人的形象纳入了神学的叙事中。
在《来者是谁》中,郑伊这样写道:“《大编年史》中的鞑靶形象杂糅了中世纪传统中各种基督教敌人的形象,而透过重重身影,我们最终看到了歌革与玛各率领的末日之军。从东边传来的战讯点燃了一种隐惧,后者深深地埋藏在中世纪人的精神世界中,浸润在神学家对末日大灾的预言中。当传说与现实混为一体时,正是这种恐惧塑造了鞑粗的形象,滋养它的还有记忆与想象,二者相伴而生,记忆唤出了埋藏在历史深处的种种形象,想象则让它们滋生出更多新的形象。”
这就是为什么13—14世纪欧洲绘画中东方人形象不相同,呈现出不同“肖像”的原因。它与同时期的社会政治、宗教和文化传统有关,而且随着教廷与东方的交往关系也不断发生变化。
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西交往过程中,中世纪欧洲人对于东方人印象以及形象的转变过程。这也可以使我们在欣赏文艺复兴不同时期的画作时,有更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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