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垒建新文学价值的河床（1923—1937）》文学河床：新价值的垒建

对于新文学第二个十年的详细梳理，主要利用的材料是文学期刊。文章采用了引述文字夹叙夹议的写法，近似于老派文学史的叙述方式。在绪论部分，作者提出了“新文学河床”的理论表述，即在变动中梳理“新文学”建设的各个环节。与此同时，正是这些与新文学同时形成的叙述、论断、文体感受、作家形象、文学史表达，奠定了后续学科形象、文学史写作甚至填充了新文学的意涵。尽管这种说法并不错，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学科前史之“史”，或者说是建国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史源考察。然而，作者选择在1937年进行切割，明显是认为战争干扰了新文学价值的形成。然而，1940年代才是各位文学史家进行深思熟虑表述的关键时期（如朱自清、李何林、田仲济、唐弢、任访秋等）。更重要的是，“新文学”的意涵真的能通过这样的“建设”性叙述来达成吗？从学科的角度来看，稍微了解学科史的人都知道，“现代文学”的学术化以及学科化并非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而是与新民主主义理论密切相关。即使30年代新文学的自我叙述再到位，没有新中国，就不会有“现代文学”。从理论价值的角度来看，认为“新文学”的理论意涵是通过某种学术操作获得的（而不是被抵消的），完全是不切实际的。摒弃战争期的断代选择和对“新文学”的学科化的僵化理解，是作者的核心观点。作者认为，第二个十年才是“建设期”，因此全书以1928年前面有青年革命和运动学生的起因，后面有革命文学的果实。这干扰了新文学的正常发展，但由于缺乏“审美价值”的构建，无法形成一种权威性的表述，因此产生了多元互动的现象。所谓的“耕耘”、“守护”、“校正”，就是全书致力于勾勒的新文学在第二个十年中完成的戏剧动作。

本质上说，这本书更像是一本中规中矩的“新文学批评史述”，尤其在第二、第三编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梳理周氏兄弟及四大文体的“经典化构建”问题，思路很好，但所谓的经典化构建，在大体上存在但在具体的定性上却缺乏支撑。只需要看一下书中引述的材料，就能了解作者大量引述的是对手的批评材料（只有对手和弟子才愿意贴标签）。难道只有被人批评才能成为一个人的“经典”吗？作家形象的钩沉似乎并不那么简单。而这本书之所以能够成立，部分原因是因为抓住了当时编辑的核心文集，如《鲁迅论》、《周作人论》、《现代中国文学作家》、《大系导言集》等，并从这个视角重新发现了阿英，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但可惜的是仍然只是阅读记录，并没有实际的历史和知识。从根本上来说，这本书将具有史论性质的文章一概当作批评史材料来阅读，只看其学理和学科维度，完全忽略了它们创作时的具体语境（《我和语丝的始终》是它的例子，每一句回忆都有变形和省略）。这样一来，这本书的价值与《作家研究资料》又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还要额外做一番以学科性的“现代文学批评史”为导向的努力呢？这样做只会扼杀新文学的活力，使新文学失去生机。它就像是化石，是遗骸，哪里还能称之为“河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