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兴亡史》楚国兴亡：华夏文明的传承

曾被框在中原文化之外而被视为蛮夷之地的楚，处处被中原人所鄙夷。但在今日，纵观华夏文明，所包含着的灿烂辉煌的荆楚文化，又是中国文化摇篮之一的长江流域内不可缺少的，异彩纷呈的一部分。对于楚国（人）来说，借用《淮南子》中所言“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也可谓“古辱今荣”。

张宏杰先生此作《楚国兴亡史：华夏文明的开拓与融合》，正是从中原与蛮夷两方对立之处所展开的。语言朴实，深入浅出，描绘出中原文化与边缘文化各自开拓又相互交融的一面。

在以往的作品中曾了解到张宏杰先生对明清时期的历史研究十分深入，但在此书中，又了解到了张先生在先秦历史文化中有所深入的一面。读了此书，有其一贯的风格，并不陌生，却又有崭新的一面。

本书对于先秦时期历史掌握处于“初阶”的读者来说，还是值得一读的。

从风格来看，前文已写到“语言朴实，深入浅出”，文字上并不存在晦涩难懂之情况。对于文献的引用都有着相关且易懂的解释，通读下来，对于文言基础薄弱的读者来说也毫无阻碍。书中大量引用古代文献资料，作为有力的史学依据，史论结合。

除了引用古代文献资料，本书还将有关先秦历史文化、楚国历史文化的相关学者的观点列举出来，较为全面的表现出了一种学术动态，并非一家之言。这对科普性书籍来言，价值便有所提升。例如在第一章中，讨论楚国的源头，究竟是中原文化迁徙的一个分支还是源自蛮族三苗之裔作者将今人的学术观点一一罗列，供读者参考，给了读者极大的深入学习与研究的空间。这更是我们读书的一个层次问题，能否依照脉络而深度挖掘。

对于历史学的研究，除了文献资料的掌握，还要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王国维先生曾提出二重证据法，即将地下之新材料与传世古文献相互印证，所谓新材料就是考古发掘出的新证。本书也将大量考古出土资料运用其中，如清华简中《楚居》记载楚人早期历史的部分，这是近些年来的新材料，让广大读者接触到是极为有价值的。另外对于殷式鬲、周式鬲和楚式鬲的类型学对比研究，对于中原鼎与楚国鼎的对比描述，虽为插图的呈现，或是不多的几句话，但都为广大读者展现出了历史研究与学习的一个角度。不光是楚国历史的学习，更是一个科学的、全面的历史观的呈现。

但同时，本书在选用材料上个人认为还可以更加丰富、全面。在此举两个例子。

一是对于楚人是蛮夷之人还是黄帝之后代的讨论中，从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其中对于楚语与中原语言属于两个系统的文献选择上，还不够丰富，建议增加。因为在今日文化的反应下，楚语与中原语言分属两个系统可以令广大读者接受，但生活中所呈现的证据远远不足，运用更多的史料来论证则更为有力。例如《礼记·王制》中“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这段文字有明显的中原文化与四方之民的对比，较书中引用《孟子》等更为有力。

另外在《礼记·王制》中还记载有“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其中“雕题”即为脸部刺青，这种或为原始宗教崇拜的一种习俗；“交趾”一种说法为“足相向”，即盘腿，亦有说法为脚趾间隙较大为赤足导致。总之这段话很明确的展现了蛮人（楚人）的生活习惯，但在书中却未能提及进行对比分析，实为一点不足。

另一点不足是作为科普性读物，不应该吝啬脚注作为辅助阅读的好帮手。对于广大读者来说，丰富且全面的脚注对于学习知识、拓展视野是极为有力的。但本书此部分已经很不错了，只是能够更加精致全面。例如文中引用《史记·楚世家》中提及“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下文讨论了丹阳的位置问题，但没有提及芈、熊与楚国的关系，这容易给读者产生误解，且书中多次提到楚人乃颛顼之后，亦为祝融之后，那么也提及祝融与芈姓之关系则更为全面。

对于脚注也应与书中文本统一，书中原文提及周昭王、周厉王等，但脚注却写为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单单未提及这一年为周厉王三十七年，以此来看则不够周密严谨。

本书虽仍有不足，但并不影响其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