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背景是19世纪30-40年代的俄国,这是拿破仑攻打莫斯科失败之后,农奴制改革之前的时期。书名叫做《死魂灵》,原本作者计划写三卷,但写了七年,只写了两卷,第二卷还被烧掉了一大部分。虽然从整体来看,这并不算是一部非常成熟的小说,因为果戈里的笔触太过散漫,整个故事的框架显得松散。
不过,即便是只就第一卷来看,这本书也绝对是值得阅读的。因为作者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俄罗斯乡间地主的形象,令人感到出人意料却又理所当然,蕴含着多种同一片土地所孕育出的形形色色。第一卷人物形象相对夸张,嘲讽的元素也更多,而在第二卷中,这些元素则相对减少了,人物形象也更加真实深刻。此外,景物描写也十分出彩,特别是第二卷中,即便是残篇,依然充满美妙与灵气。
从更为局限的俄罗斯视角来看,这本书体现了当时忧国忧民的思潮。虽然这种忧患意识极为深刻,要用尽一切手段来讽刺、揭露、批判,但同时也带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逃脱欧洲文化控制的同时,不断寻找并挖掘出俄罗斯这个国家的特色和精神,时刻回答一个问题:“我们俄罗斯人是怎样的?”
普希金认为果戈里很擅长将日常生活中的庸俗之处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也正是这本书一出版就在俄罗斯引起轰动和争论的原因。本来被麻木所笼罩的荒谬之处,在果戈里的笔下变得分外清晰明了,让每个人都仿佛剥下了蒙蔽视野的罩子,感受到了刺激和震撼。这也表明果戈里的初衷是想用这种方法,让俄罗斯人清醒过来,直面问题:“俄罗斯人生了什么病,社会又生了什么病?”
为什么鲁迅想要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并引入中国呢?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问题是非常熟悉的。时至今日,对于中国人的嘲讽、揭露和批判已经太多,渐渐地也变得习以为常。例如,提起一些不好的事情,大家会毫不犹豫地认定:“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其实,这并不完全准确,许多恶行并不是中国人特有的。如果换个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去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中国人是怎样的?”
果戈里在书中的勾勒手法,在中国也有相似的例子,例如《儒林外史》。相较于《死魂灵》,这本书的结构更加完整、对称,编织得也更加精密。对于科举社会的揭露,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能够打动一众读者的心。而在景物描写方面,《儒林外史》也是颇具特色的,例如对于南京的描绘,长短不一却都十分动人,令人回味无穷。但与《死魂灵》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儒林外史》里面缺乏一种彰显自豪感的氛围。即使鲁迅要翻译一本书,也写不出这种东西。
总体而言,这两本书都有一个共同的套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死魂灵》能够毫不犹豫地抛掉欧洲文化,因为它认为欧洲文化是一种外来的东西。例如,俄罗斯人穿着衬衫和大褂,显得既好看又灵活,也不会偷懒。但只要换上德国人的常礼服,便会变得手脚笨拙,一点儿都不灵活,还容易懒散。与此不同的是,中国的旧文化太过灿烂,因此《儒林外史》不但不会刻意抛弃这种文化,甚至还会从更为古老的文化中去寻找答案。这种做法虽然没有太多新意,但实际上也未尝不可。
不过,无论是《死魂灵》还是《儒林外史》,都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范畴,因此也无法找到完全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现在问出同样的问题,或许我们仍然会回答同样的东西。例如,“我们中国人是怎样的?”或更广义的问题:“在同一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民族的特色是什么,以及应该有哪些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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