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促进了荷兰、葡萄牙在亚洲的扩张和东亚贸易,使亚洲成为了这些国家的基地。在17-18世纪“东西文明对话”的背景下,耶稣会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桥梁,特别是通过“科学”成功将世界最前沿的科学、文化和知识快速传播到了东亚,并在此地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学东渐与东亚》一书主要由东亚研究者,尤其是编者川原秀城为首的研究成果及相关论文组成,其内容全面而且实力十足。全书主要围绕着川原秀城的《西欧学术的东渐和中国、朝鲜、日本》为核心,从哲学传教的历程和西学的普及开始,依时间序列专注于中心思想碰撞和创新,讲述学者们不懈努力研究的过程中,看到欧洲优秀学术如何曲线传入亚洲的历史轨迹,以及亚洲知识分子通过个人顽强意志的学习而进一步形成的东亚新学术世界。作者通过双向作用的中西对话,去探索和挖掘对话的过程产生的文化原理的变迁和转型。
在西学传入的过程中,利玛窦扮演了关键角色。对于耶稣会传教士来说,明朝的海禁政策是一个挑战。因此,传教士首先以澳门为前线基地,在范礼安适应主义和罗明坚合佛传教方针的指导下,逐渐认识了传教对象,即中国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并开始学习语言、剃发穿袈裟,直到利玛窦出现。利玛窦敏锐地发现当时中国社会重视儒教而不是佛教,于是选择了合儒传教、补儒易佛的方针,把儒教文化礼仪哲学化习惯化,并发行汉文著作“著书传教”,产生了显著成果。最终,在嘉定会议上确定了利玛窦的哲学传教方针,即“利玛窦规矩”。这一方针的直接结果是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成功入教,西方科学的大量翻译著作也被接受学习,例如世界地图、几何数学和天文历法等。清康熙年间,中西之间也涉及了许多争论,这正是利玛窦型哲学传教在发展中双方都体现出各自思想意志或者神学与儒学的思考。例如,李之藻的《天学初函》就是以中国学术理论分类为基础,但以历法为例,清朝颁行西欧式历法就意味着中国封建王朝正式承认了西欧天文学。康熙皇帝本身就是一名物理学霸,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排除了对西方感情上的排斥,开始吸收东渐知识,如地圆说和浑天说等理论,达到了“中西会通”。许多西欧科学知识成为了清朝知识分子的基础书籍。
中西结合创造了新的学术世界,在中国被形成了清学,即考证学与科学。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详细论述了清学的过程,特别是提出了清学西源说。在乾嘉时期,清学偏好考证学并否定宋明理学。代表人物有戴震和《四库全书》。清学的考证涉及文字学与数学,注重严密的文献考证和西学为特征的演绎推论,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川原秀城通过细致入微的研究分析了哲学传教的发展历程与中西结合的清学学术成果。同时,他也详细描绘了朝鲜实学与日本兰学的创立。这三个领域相互关联影响,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其他学者的专题论著都是基于最新的参考文献,对戴震、历算学等方面也有详尽的论述,对于有志研究这段历史时期中西文化比较的读者来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学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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