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试图勾画出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原则,从文字、权力、伦理规范、关系格局、主体心态等方面对乡土中国的结构描画出了一个大致的样貌。《乡土重建》则把这传统结构配入当前的处境里,看现在身受的种种问题的症结,然后再提出一些积极性的主张。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重点着墨于城乡间的关系,提出了诸多理想类型,例如:“匮乏经济”与“丰裕经济”;“乡村”、“市镇”与“都会”;“双规政治”。此外,对于乡村日益凋零和城乡流通不畅的问题,费孝通竭力主张改变土地制度,使地主从寄生者变为生产者,从而在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上让农业剩余价值可以充分投入乡土工业(主要指轻工业),进而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奠定资本和市场的基础。
从《乡土中国》到《乡土重建》,费孝通展现出近乎天才般的理论洞察力。他的系统化与标准化的功能主义的理论视角,以及韦伯理想类型的集大成者方法论,落实到白话散文写作中,显示出其概括和凝练力不凡。费孝通对于农民行为的经济逻辑的描述,调和了“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把二者视为农民一生中不同境遇下的行动原则。他对于差人、乡约与绅士的区分,清晰地理解了《白鹿原》中鹿子霖和白嘉轩的关系与区别,同时对乡村发展与治理中绅士重要作用的重视,启发了后续学者关于乡村精英和新乡贤等问题的讨论。费孝通提出由技术专门学校所提供的知识服务是在农民与现代技术间架起桥梁的关键,启发了谭同学所谓的“民办公助”路线,但实际执行中仍需努力,以免成为基层政绩的一部分,未能真正帮助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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