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威尔·杜兰特先生:
这是一封来自百年后的信,如果您在天堂(假如有的话)能收到,是我的荣幸。
百年前,您向百余名杰出人士询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并且刊出了部分回信。虽然我不知此举的意义是什么(正如我不知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但鉴于您在书中还刊载了一封囚犯的回信,并且,我以为,是所有信中思考程度最为深邃的,所以尽管我并不杰出,也不是名人,写这封信也不算是什么趋炎附势之举。
说实话,阅读您所编撰的这本书某些时刻让我震惊。比如读到您给自杀者的回信时,您说“据您的观察,自杀的往往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我不敢相信这是写出《人类文明史》皇皇巨著的作者会讲出的话,更不敢相信讲出这句话的人一直在思考所谓“生命的意义”。因为,就算是在您还活着的那个时代,我也可以举出很多例子,那些自杀的人当中很多如您一样是哲学家、作者和思想家。当然,百年前心理学还未发展,就连和您同时代的弗洛伊德也还未完全成为权威。就我的浅薄观察,无所事事的人往往不会自杀。他们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有时甚至丧失良知,活得就像一个空壳,但奇迹般的,他们真的不会自杀。
自杀当然是个很复杂的话题,也不代表我赞成或偏袒自杀者。相反,我是个很珍惜生命的人,尽管我的生命充满了各种苦痛,许多可能性已经被赤裸裸地抹灭,但我仍然珍爱自己。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问题,不涉及所谓生命的意义。因为,在谈论生命的意义之前,难道我们不该问一问,您所指的生命是什么?就我的理解,你的问题似乎不包括人类之外的生命,也并非笼统概称,更趋向于个人化,完全可以转化成“个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典型的本体论,不过,是什么样的自信让您以为这就是所谓生命的真相呢?
年轻时,我确实经常思考生命的意义,如今年岁增加,反而对生命本身进行了更多的反思。我发现,我们经常混淆生命、自我和意识的界限,因为这三者的定义是不清晰的。在东方智慧体系当中,凡是可定义的即是可质疑的,在生命的层面上一定存在某种我们无法定义的超越时空超越语言的东西。东方许多哲人并不把人立于一切的顶端,站在顶端的也不是神或上帝。然而,西方思维的第一反应肯定会问:那么,生命是什么?
“凡你说出口的,都不是。因为它在你的认知之外。”有位叫作室利·尼萨伽达塔·马哈拉吉的印度哲人如是说(顺便说一句,他不是什么教授,据说只是开了一家小店而已。在东方智慧体系当中,哲人不需要文凭)。这句话很好地代表了我当下的思维,尽管我并不赞同最后一句话。相反,身而为人,我们要有能够认知一切的底气,但这不代表我们能够定义一切,能够用语言和思维去框定一切。比如,此刻,我感觉到我的存在,可什么是我的存在?语言是无力的。这正如一个天生的盲人,你可以告诉他什么是红色,可是,你告诉他的和他所接受的绝对无法等同。你喝上一口水和你知道水是什么,这怎么能够相提并论?
我说的这番话并不深刻,在几千年前的中国,老子早就意识到了,佛陀也意识到了。东方人最早意识到语言和认知是不同的载体,尽管语言的功能如此强大,尽管语言对思维的促进作用如此明显。我们用自己的一套思维来表述生命,不过是管中窥豹。如果不能超越自我,如何奢谈生命?那不过是一种玩笑式的思辨游戏,正如您在百年前所作的那样。
让我们姑且尝试一下,姑且放下“我是谁”的执念,去观想一下几千年前那个没有“我”的世界吧!就像一个速写的镜头,时间在加速,起初是恐龙,接着是猿人。很快,一个拿着工具的智人出现了。每个人,每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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