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极富个人化色彩的文学史。钱穆推崇文学的入世和实用。他推崇屈原、曹操、杜甫、韩愈、苏轼、桐城派和曾国藩。他们不仅是一代文豪,也经世济学,建功立业。
钱穆认为,最优秀的文字中,不彰显出自身阶级身份,不再有周遭环境的喧嚣,也不再有自身的苦乐。而不管穿越多少时光,这些文字依然能打动人、鼓舞人,能诉说不同时空中我之体会,在漫漫长河中与人类心意相通。这就是传统文学家们留下的珍贵宝藏。
正如在这本讲课笔记中,你看不到时局的动荡,也看不到师徒殖民地生活的穷困潦倒、颠沛流离,但你能感受到大师对传统文化的敬意与温情,矢志于传承中华历史文化的信念,学子的勤奋和热情。
钱穆评论《史记》说,它并不是放在国史馆中,而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以待将来给后人看的。我想,他表达的意思是,史书不是取悦当时的政权,也不是娱乐大众获得世人认可的。钱穆盛赞太史公的《报任少卿书》,这篇书信已说出了伟大史学家的人生信念。“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扬雄说:“后世复有扬子云必好之矣。”欧阳修也说:“将来再有欧阳修,必会欣赏。”这些传统文人的精神,遗世而独立。
知音稀少。可能千年始得一人,亦可能如庄子所说“旦暮遇之”。所以,创造也好,欣赏也好,都非易事。得一知己,可以无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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