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证史》是一部典型的“彼得·伯克”式著作。它极为系统地梳理了与本书的主题历史学中“图像”(images)相关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并从与图像相关的各个主题、各种类型的图像入手进行全面的论述,在最后提出伯克自己关于“图像证史”的观点。
该书的写作实际是面对着一种历史学界存在的现状,即高度重视文本,但却极度缺乏对于图像的探讨,使很多历史学家几乎成了“视觉文盲”,因此伯克此书的内容就是关于“如何将图像(images)当作历史证据来使用”(第1页),鼓励越来越多的将图像这种历史信息的载体应用于历史研究中,因此可以说《图像证史》的写作正是伯克等人所引导的“新文化史”趋向的一个重要环节,倡导对于社会生活中文本及文本之外更多类型的历史材料的应用和发现。
伯克对于“图像”的应用较为宽泛,对于“images”的使用,其含义可能更近似于可视的“形象”,不仅在于绘画、照片,影像及相对抽象意义上的“形象”也可以被包含在内。而对于图像何以能作用于历史研究,在伯克看来实际上可以通过两个层面来进行考察。一方面是图像本身在表层主动传达的历史信息,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考察图像中的“符号”和“结构”而能够被历史学家发掘出来的信息。很明显对于前者的使用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因此本书的绝大多数论述都在于我们如何判断和发掘图像中蕴含着的信息。
一方面图像可以被用来对于物质文化进行实证性的研究,能够通过图像证据较为清晰地发掘服装、技术、建筑等层面的信息。但另一方面即便是照片这种难以修正和更改的图像也存在着主题选择、姿势模仿等结构性的信息。在“写实”的照片之外,圣像等宗教艺术在这方面则更为明显。能够体现出其制作者对于时间、社会等层面的观念,也可以用来构造“他者的套式”。与此同时,在静态的图像之外,还存在着进行动态叙述的“叙事史”图像或是影像,对于这些图像,我们就需要对于其叙事习惯或“话语”进行识别,提取出可以被称作“公式”和“主题”的元素。
实际上上述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其根本就在于“在多大程度上或者以什么样的方法”(第126页)对于图像进行分析和使用,根本的疑问是,图像的创作者“究竟是在忠实地反映可见的世界呢,还是把这个可见的世界理想化或概念化”。对于图像的解读便不可能是完全准确的。而伯克则提出了一些自己有关如何利用图像的思考,他认为有必要引入心理分析学的方法,并且利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
无论如何,缺乏“证据”、单一化、绝对化或是琐碎化等等问题几乎是图像证史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但也似乎是历史研究中同样不可避免的问题,然而尽管种种此类问题必然存在,图像证史也并非是无意义的。
伯克在这部著作的结尾进行了一些结论的总结:首先,“图像不能让我们直接进入社会的世界,却可以让我们得知同时代的人如何看待那个世界”;其二,“图像提供的证词需要放在背景中进行考察,需要放在一系列多元的背景下考察”;其三,系列图像所提供的证词总会比单个图像提供的证词更为可信;其四,“无论是用图像证史还是用文本证史,历史学家都需要解读字里行间的内容,注意到微小而有重大意义的细节”。
最后,伯克提到了在文化多元的背景下进行文化交流的问题:“当一群人于其他文化相遇时,一般会发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反应。一种是否认或无视文化之间的距离,无论是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会用类比的方法将他者来与我们自己或我们的邻人相比较。于是他者被看做对自我的反映。第二种普遍的反应与前者相反,就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其他的文化构建为与自己的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以这样的方式,人类自己的同胞变成了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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