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撰写我的硕士论文,我重新阅读了这本书,获得了很多新的思考和感悟。现在,我甚至可以更好地理解正文中曾让我难以继续阅读的部分了。
20年前,项飚对浙江村背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命题判断并没有在今天得到证实。现代化、理性化力量在绩效合法性的逻辑下占据了支配地位。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浙江村,也存在于其他地方。新的社会空间并没有诞生,反而消亡了。然而,这本书却幸存了下来,带给了我很多启迪。学者到底要做什么?我们已经读过太多傲慢和自以为是的文章,要么是顶层设计,要么是共同富裕。当学者染上政治家的毛病时,他的智慧就死亡了。项飚的观点(或者期待)在今天是错误的,但这一部“生活史”却留了下来,超越了那个时代大部分的学术作品。和我所喜欢的许多著作一样,这本书提醒我们现代化的另一面,展现了历史在微观层次的展开,提醒我们应该警惕利维坦。
就研究本身而言,这本书也给了我更多启迪。社会科学不能也不应该追求普适规律,它关注的是社会及其个体的历史性,关注的是如何解释这种历史性。而在解释主义的基础上,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应该能够提供“理解的知识”。我的理解是,项飚能够在田野过程中与研究对象展开互动,通过具体的身份而非客观的研究者更好地获得深层次的浙江村信息。这些信息和材料是按部就班的研究者不易得到的。在叙述的过程中,他把价值中立的权利交给了读者,通过展现田野中的互动,读者可以自我评判文本背后的事实。有趣的是,今天很多打着价值中立旗号的质性研究文章,其所呈现的内容却往往服务于自身观点的论述,读者既无法检验,也无法判断,看似客观和科学,但实际上交流与讨论的基础已经荡然无存。
因此,好的社会科学应该追求前一种研究而不是后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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