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详尽介绍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关系结构网,以及中国政策体制和组织机制的运作结构。相较于全力放权,中国经济三十年来高速增长是因为权力的控制。市场经济发展始终是政府放权的结果,私有产权和民营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政策影响,国内消费需求未成为GDP增长的主要构成要素,国家的金融和货币政策主导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中国社会转型中,国家和政府权力保持主导地位,掌握许多重要市场要素的配置权力仍在政府手中。无论放权还是收权,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全面控制是绝对前提条件,而政府行为对于分权和集权来说都是外生因素。缺乏健全的官员行为问责制,体制和制度保护既得利益者,但最终社会和民众成了体制不完善的试验田或买单者。
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缺乏对中央绝对权力的制约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兴起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变化是其中重要因素;全国普遍推行的“财政包干制”是地方热衷兴办乡镇企业的主要动力。政府与农民工的互动复杂,政府采取权力技术或变通策略,以一种相对立的姿态出现,无论是“扶持之手”还是“掠夺之手”,政府动机似乎都是“外生”的。在90年代,分税制改革让中央和地方的互动不再磨合,财政收入比例也从原来的中央三地方七变成了中央七地方三,同时造成了地方对中央在财政上的制度性依赖。规定制造企业上缴的主要税收增值税75%归中央,25%归地方,使得地方乡镇企业大规模倒闭、转制成了1990年代中期的高潮。因此,地方的主体税收转变为了营业税种,来源主要是建筑业和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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