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就在此处——就在指尖上。无形的、电动的权力在空气中浮沉,通过自制的扬声器传送,回荡在每一次“祝酒”口咒骂中。
文章主要是对亚文化结构主义的分析。首先通过符号学,将亚文化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分离,引入马克思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指出“但我们这类高度复杂的社会必须依赖精细的分工(即专业化)系统才能顺利运作,因此关键问题是:在特殊时刻与特定情况下,哪些独特的意识形态能占据上风?它们具体代表哪些群体和阶级的利益?为此,我们首先要考虑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情况,即我们要问:不同群体与阶级在定义、排序、分类社会世界时分别掌握多大的发言权?如果我们稍做思考,便会发现在这个社会中,显然不是所有阶层的人都能轻易掌握思想的传播渠道(主要指大众传媒),总有一些人更有发言权,更有机会制定规则和组织意义;而另一些人则处在不太有利的地位,他们无权定义世果,也无法特他们的定义加于人。”
之后引入葛兰西的“霸权”(文化领导权)概念,去剖析统治阶级如何维持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概念引入中规中矩。
但描述黑人文化对白人工人阶级文化的影响很有意思,黑人因为种族原因不管怎么样都很难得到一种完全平等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创造了一个“非洲也开始适当地通过行为,比如雷鬼音乐和东印度的宗教(文章中的奇观式亚文化)维护自己的种族性。战后一代英国人,表面的阶级性有所隐藏,但青年工人阶级却没有办法找到“自己”和上一辈工人阶级那种价值与意义,但同时却在黑人文化里看到了意义与价值。(从这个层面,两者也都是被社会(主动或被动)抛弃的群体;他们都在一种反“符号霸权”中,找到了一种精神的出口。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作者认为,亚文化被收编,主要有两种,一是商业化(有点像阿多诺的文化产业),一种是意识形态化。后者主要通过媒体报道贴标签来实现,但还有一种特殊做法,即用主流意识形态解释亚文化,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媒体不只是记录青年的反叛,还会把这种反叛框定在‘主导文化的意义框架之内。”这也警示我们,看待媒体对一些群体的报道,一定要审慎。
令人唏嘘的是,亚文化在商业上的成功,也是其主流文化在意识形态上的大获全胜。这也给我留下一个疑问,反抗主流意识形态,怎么样才得以可能。作者从一种新的符号学观点——第三层意义,区别于信息层、象征层,是对前两种意义的钝化,对抗并试图超越这两种信息,组织从能指到所指的一个简单回流,让意义解读多元化。“颠覆的不只是内容,更是整个整个意义实践。”
朋克也是如此,虽然宿命难逃,但在过程上反抗了符号霸权,“朋克邀请读者滑入意义生成,抛开对方向的感知与感知的方向”。过程就是对主流符号解读与意识形态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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