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以启蒙之叙事冠名一部思想的总汇时,它要求你站在历史道德的高峰上。你可以站在顶点俯瞰一切,也可以在半山腰否认顶点的存在,否认像启蒙这样人类最宏大叙事的合理性。后者是各类后学的源生之时,这些创造者们的姿态。徐承认顶峰的存在,但他不执迷于顶峰必然有着更好的风景,而是将从山脚到山顶的整座山都视作道德的高峰。
一部思想巨制没有衡量它正确与否的标准,因为如若衡量正确,你所采取的标准必然复杂到本身就不存在。你要面向知识分子的道德,这道德也许是历史大道,或许是经院小法,更或许是自我的梦呓。你要面向你所倾慕的道德与现实的鸿沟,它带给你一种耻感,也许会使你不断说服自己这种鸿沟存在的合理。你以启蒙之核心,理性,或者说普遍理性与科学理性结合的理性最高等级去俯瞰这些鸿沟,将那些制造鸿沟的蝼蚁视作历史堕落的尘埃。但在自己所建构的思想体系中给予它们一个可供参照和被研究的位置,不至于使它们彻底滑入道德与思想的地狱。
但反过来,知识分子,至少是我,依旧恐惧或者不能完全获得道义上的快感的原因是我们,或者我,依旧怀疑。我们这些从经院走出,学习建制主义下的道德、社会、哲学、人性知识体系的人,历史坐标究竟如何?在我们所归属的那个建制背后,会不会真的存在一套简单、残酷、非道德、极为实用主义的治世逻辑在主导从亚当以来的世界?如果存在,我们是不是充当了这个世界、这套逻辑的粉饰工具?如果不存在,我们是否的确代表了我们所认可、所倾慕的世界的逻辑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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