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清末都市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的城市史写作

吉泽诚一郎的《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的写法和思考启发了我在探究城市近代化转型时应该注意的几个方向：

首先是中西比较。与近代西方城市化相比，中国城市的城市化进程有什么特征？韦伯认为中国城市缺乏居民武装团体和法律认可的自治权，使得中国城市中的同业团体都是依赖结交掌权者获得某种特权。这种看法在中西方学者间很常见，但罗威廉则认为19世纪汉口的经济实力商人已用自我管理扩大了城市自治领域。因此判断中西方城市发展不能直接用公私领域对立来评判，因为在中国，商人等团体可以介入公有领域。清末立宪时期尝试引入的地方自治制度开启了地方主导的公共事业，但中国模糊的公私领域使得自治活动中“公共事业利益”与“个人利益”很难区分。自发结社（自治团体）和团练（武装）常视为西方城市自治的基础，但在中国这都是但它对防卫北京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使得天津的近代化过程与青岛、哈尔滨等港口城市不同。在天津的近代化过程中，外国人的建筑虽然发挥了作用，但本地市里认识与民众也不甘示弱。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军事占领历史让天津建立了能与外国势力对抗的统治结构，推动国民意识不断提高。

再者，从中国近代史的视角来看，民族主义如何推动天津的都市转型？人口流动打破了传统狭隘的地域意识，却也诞生了新的地域认同和对家乡的归属。国家危机、报业的发展和城市民众启蒙运动的深化使得民众容易在舆论的指引下，将地域的守护转化为对国家的爱护之情。这进一步拉开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文化差距，在国货维持会运动中得以看到。但不可高估这种朴素的爱国情感，它实际上还是地域守护文化的延续和深化。同时，这也带来了城市超越籍贯的对立，城市社会和谐的方式必须压制义和团式的粗野民众运动。当然，这很容易被政府和商业团体所利用，形成敌我分明的对立框架，例如“帮助人们的巡警”和“敌对的外国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