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幻影与君臣博弈：制度下的集体狂欢与叫魂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初春，浙江省湖州府德清县慈相寺的和尚们因嫉妒附近的观音殿香火鼎盛，便散布谰言，说有石匠在观音殿“作法埋丧”，进香者非但难得庇佑反会遭害。3月末，受雇修德清城桥的石匠吴东明在返回杭州府仁和县老家时，听闻曾有陌生人打听自己行止——文盲农民沈士良不堪侄子虐待、寄希望于阴间力量，来自德清的流言令他相信，石匠们为了将木桩打入河底，会在木桩上贴写有活人姓名的纸片，以此替锤击增添精气助力，而那些被窃去精气的人将生病或死去，此即为“叫魂”。吴东明惊惧之下将沈士良扭送德清县衙，后者遭二十五大板才被开释，前者的麻烦却未结束。此时传播越来越广的谣喙已引发恐慌，离家乞讨的德清人计兆美于三更时分流连在杭州净慈寺外，因籍贯与形迹被怀疑“叫魂”而送官。计兆美不堪拷打被迫认罪，且供称受吴石匠指使，吴东明又被传唤至钱塘县衙，所幸未能被认出。同一时期，吴东明的副手郭廷秀也被卷入事件，一位名叫穆方周的采药人为了举报请赏，试图诱骗他将纸包植入桥桩打进河里，郭廷秀识破诡计后立刻报官，穆方周遂遭杖责。一系列事件引起浙江巡抚的重视，德清钱塘两县并案处理，但针对造桥石匠们的调查并未发现任何与妖术有关的证据，最终沈士良、计兆美和穆方周被罚带枷示众。

吴东明案暂告段落，浙江破除迷信的威权却并未驱除民众对妖术的恐惧。浮言反而快速扩散到其他府县乃至外省，层出不穷“叫魂案”从浙江、江苏北移到山东、河南、直隶和热河，再向山西、陕西和长江中游地区西行，渐次延及数省。串联起这些典型案件，可以串联起事件被扩大化的全过程：人心惶惶之下，被怀疑的对象从最初的石匠扩展为所有形迹可疑的外乡流民，特别是游僧、乞丐、游医等处在社会底层的贫困流动人口，“叫魂”的方式也从“名字”演变为“剪辫”“剪衣”，进而出现了跨省结党、诱骗奸淫等指控。事件发酵半年后，乾隆皇帝将“剪辫”与“剃发”联系起来，将妖术指控升级为谋反嫌疑，专制权力推动下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