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边疆》原草森三角：分化共生

古典和中古时期的权力架构往往面临多重能力平衡的抉择。一是维持顶层食利阶级稳定的能力，二是从底层攫取利益的能力，三是维持或者提升整体产出的能力。这三个能力往往优先级递减。如果不能维持顶层食利阶级成员稳定，那么攫取再多利益也未必是当前顶层的成员享受。如果从底层攫取的利益会降低，那么从长期看维持或提升整体产出的行为往往不会被施行，因为难以保证蛋糕做大时还有分蛋糕的能力。

从相对熟悉的中国正史部分来看，能够较好地印证上一段的观点，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常见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也就是和传统的以农业文明中心的视角不同，在草原一带基于游牧经济系统的文明，是否也呈现出相似的规律。

这三种能力并不总是同向变化，反而往往呈现出相互拮抗。一个常见的例子是，皇权为了能够维持稳定的统治，不得不将权力让渡给文官地主集团帮助征税和治理基层。就相当于顶层食利阶级放弃了一部分直接从底层攫取利益的能力，换取自身的稳定。而丧失了直接从底层攫取利益能力的皇权，自然也就不关心长久的整体产出扩大。当然，如果最高统治者有较强的个人能力，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三者兼得”。这种情况大都出现在开国之君的治下，既有开国之君本身能力大都较为出众的因素，也有开国时期往往处于经济恢复期、能够通过生产要素投入的简单增加就提升产出的缘故。而随着承平日久，继承人的水平、威望都在下降，产出也逐渐接近当前技术水平的上限，各种矛盾也会暴露出来，就不得不面临如何处理这几种能力的平衡问题。

带着这样的视角来看本书提及的游牧政权。也能够在很多方面帮助理解危险边疆的演变，以及边疆与腹心之间的互动。例如为什么草原游牧政权（在本书中主要指蒙古草原地区的游牧政权）往往和中原农业政权同步兴旺。因为其顶层食利团队依靠掠夺—奉金经济机制维持。中原农业政权越兴旺，能够维持其统治体系的经济基础也就越坚牢。而中原农业政权衰退时，草原权力也就转移到各个部落手中，形成类似于“皇权—文官”之间的权力制衡。介于草原和中原争夺间的东北方向“森林政权”则在草原、中原同时衰退的空档期崛起，而入主华北—中原地带建立政权。这种周期律最终随着清朝建立起满蒙联姻体系而终结。这种权力结构形成了对农业、游牧双经济体系的控制和攫取架构。然而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传统的边疆—腹心关系不再成立，陆权与海权的纠缠成了新的潮流，自以为一劳永逸的大清遭受了降维打击，也成就了物极必反的最后一个皇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