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对儒教的认识是正确的。儒教在政治合理主义的东周士人阶层中演化为传统主义的帝国儒生,君主统治也从卡里斯玛的霸道向传统主义的“王道”转化。然而,在庶民眼中,和平化帝国的君主和优等儒生都拥有某种卡里斯玛,这使得入世的儒教虽然鄙视巫术,但难有现世除魅的强大动力。不论经济伦理的内容如何,都不可能孵化出新秩序。韦伯对道教的认识虽然受制于当时的汉学水平,但大体结论是正确的。老庄无疑是一种神秘主义取向,而要求道民过禁欲主义伦理生活的正一盟威之道只是昙花一现,现世除魅从未达到本来可以达到的高度。后代的道教被视为由“巫术而非生活态度决定人的命运”,姜生怎样梳理六朝道教的伦理条目都无济于事。
余英时的反驳很大程度上也不能成立。新儒家受新佛教和新道教的“在世”神秘主义伦理影响,发掘出相似的修炼技术及其背后的紧张性。然而这些都只是用来加强旧伦理的内容,从来不能真正现世除魅,也不能真正发扬商人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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