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教授在《在北大课堂读诗》里提到一个学生对新诗的评价:新诗其实是个很丑很丑的女人,但是有人给她涂脂抹粉,穿上皇帝的新衣,让她坐进花轿里;给她抬轿子的有三个人,一个是谢冕,一个是孙玉石,一个是洪子诚;前面还有两个吹鼓手,一个是臧棣,一个是胡续冬。
这段话后来还挺出圈的,不知这位学生如果读了这本书是什么感受,会不会对新诗更嗤之以鼻。对不喜欢90年代新诗的人而言,文本细读这种方式大概相当于拆解包装好的垃圾,完全是一种煎熬。对诗歌爱好者而言,《在》一书提供的15堂课也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它呼唤的是一种理想读者,既要具备最基本的诗歌鉴赏素养,还要熟悉诗歌流变谱系,最好还要对心理学、哲学略知一二。
像钱文亮指出的,90年代新诗在被抽离了一个整体化情感模式之后,所有人面临着失去共同抒情动机的危机,叙事性在此浮出历史表层。以往那种诗人面对读者高蹈式、朗诵式的教谕,变成了一片众声喧哗,这同时也改变了语言述说方式和个体的存在方式——读者无需匍匐于作者脚下,作者拿出的也不再是板结一块的思维成品,单向的欣赏自此变成双向的解谜。
虽然书中的十五堂课发生在20多年前,在场者中的很多人也从学生变成了圈子里的前辈,仍不失为一份珍贵的时代记录。这本书很大一部分魅力就在于带着读者一起参与学术共同体的构建,独立个体的思维碰撞、不同理解方式之间的挑战与回应,远比教科书上单一的标准答案有意思。
具体到文本细读,素材选取上带有很强烈的学院派色彩,大多数并非诗人耳熟能详的代表作,而是技巧复杂、阐释空间大、能经得起解读挑战的作品,简而言之就是不好懂的。洪子诚也在书里反思,这样做其实忽略掉了很多相对单纯的好作品。在细读技巧上,注重直觉的“感受”能力让位于注重逻辑的“拆解”能力,解读过程匠气十足,智性的精确化阐释几乎将所有意象都摆在了手术台上,作品经过这样一番解剖,很少能留下模糊化的想象空间。
对于相应专业的学生和研究者而言,《在北大课堂读诗》值得一读再读,这样的文本细读对理解其他任何作品都有很大的参考性价值,对于读者来说则见仁见智,如果说浪漫主义诗歌给作品笼罩了一层需要仰视的灵光,却也卸下了读者介入文本建构的重负,那么褪去了神秘性的新诗在作者主动走下神坛的同时,这样的平等也意味着读者必须付出更大的精神劳役,而劳役本身便意味着一个比较高的门槛,那些“不够格”的读者自然而然被淘汰了。
文本细读在某种程度上做的就是这样一种筛选,愿意参与这种推理方式,从人和文本的拉扯中理解作品并乐在其中的,往往会获得醍醐灌顶般的快意,而《在》一书提供的诠释视野完全有可能令读者体验到这种美妙感,并且放在今天也并不过时。90年代诗人焦虑的很多现实性问题,如今我们叫它“历史”,各种诗学概念走马灯般旋起旋灭的同时,这种精英主义式的细读方式仍能保有其基本盘,足见其生命力之顽强。从另一方面来说,诗歌圈子的内部封闭化与“江湖化”(胡续冬语),和这种轻感受重理解的鉴赏方式也有很大关系。
多年以后,面对讲台下的学生,这些20多年前课堂讨论的参与者或许还会想起在五院当代文学教研室度过的那些遥远的下午,当然也还会有年轻的习作者试图以这本书为钥匙,试图努力走入新诗的窄门一探究竟。问题在于,对语词、意象的精确指认,和对诗意空间的直观把握,是否存在融合的可能,诗歌的神秘性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被清理与被保留,这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和30多年前相比,诗歌被进一步逼到时代的角落,无论回归超越性的抒情传统还是在叙事化、日常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看上去都不存在改变现状的可能。
一个现实性的案例是,去年十一月,当年轻的学生们因朴素的正义感和勇气而挺身而出时,他们借用的话语资源很多仍来自朦胧诗的遗赠,而非九十年代后的新诗。辩护者当然可以说,学院派写作面向的群体本身就并非普罗大众,这样的类比并不公平云云。但事实在于,在介入与回应当下这个问题上,新诗要么陷在巨大的失语症中无法发声,要么被体制化力量收买,批量制造毫无意义的语词垃圾。也许有必要重估诗歌写作与鉴赏方式的得失,在学术教育层面作出改变。
所以,洪子诚在书中所称的“缺憾”是有其道理的,如果作为技巧与手段的细读非但无法全面展示诗歌立的人文主义精神,反而在工具理性的技能树上一点到底,只能将诗歌往阴影处越推越深。文本细读永远都应该存在,但对智性和玄思的强调,也许应该有个限度——至少对普通读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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